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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旬老太扛水泥赚钱 村委会称系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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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京报我们视频   
导读：2月26日，河南项城，拍摄者讲述73岁老太扛水泥赚钱。记者从当地村委会获悉，老人常自愿劳动获取一定报酬，村委会定期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家访。



事情详述
船老大2017年的初秋午后，郧阳辽瓦店滩头的汉江江面，比从前宽阔了许多倍的水域上，密麻麻停泊着100多条深口的运沙船舶，在烈日下散发出微微的油漆和铁锈味。船舶新旧参差，新船看上去总是更为庞大，船肚更深。四年之后，这里的情形依然如故，只是船舶看上去减少了很多。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跌，运沙生意也受到了相当影响。船主四分之一是回流的移民，仍旧依托汉江讨生活。其中有康国芬的两个儿子。小儿子是黑龙口移民组组长，和大儿子一样在下面待不惯，兄弟俩一起回了老家，合股买了一条装载量1000来方（即立方米）的船，在汉江上运沙。



辽瓦店渡口，一字铺排的运沙船。凤凰山村82岁的韩正龙是位老船工，拉了一辈子的纤，他的两个儿子也回了老家，其中一个在船舶修理厂，另一个与人合伙经营一条3600方载量的大船，从郧县运沙到十堰，“岸上一个，船上一个”。移民之前，韩正龙家五个儿子有两条运沙船，还有一条跑短途客运。“日子过得快活。一搬又败了。”挖沙运沙，是从前本地辽瓦店居民的一个主要行当，各家都有规模不大的运沙船，偷着挖，偷着卖。后来汉江河道管理趋于严格，禁止私采乱挖，郧阳和十堰一带的砂石采挖经营权被金沙公司统一承包。丹江口库区蓄水之后，汉江水体加深，沙源减少，金沙公司使用大型机械采沙，沿江居民的运沙船必须挂靠在金沙公司名下，由以往的倒卖砂石赚差价变为单纯挣运费。由于单位运费低廉，利润微薄，航程和等货周期加长，船舶必须加大载量才能赚钱，以往的小船被淘汰，船舶载量变得越来越大，达到了上千方，造价高至数百万，单人往往难以承担，合股买船成为常态，一条船会有好几个“船老大”，轮流下水跑船。韩天钧就是这群船老大中的一个。在辽瓦店江面停泊的运沙船之中，他与人合股的船算是体格最大的，600立方米，一方3600斤，满载时可达千余吨，卸货后的船舱像是一个巨大的基坑，望下去使人眩晕。这是一艘新船，上个月末才从丹江口造船厂接回来，造价200万，由四家合伙购买。韩天钧出资的来源是贷款和借款，其中一部分私人借款也要付二分的月息。股东之中有两位移民，资金的来源也差不多。韩天钧从年轻时一直吃汉江沙这碗饭，最早是给别人挖沙挑沙装船，多年攒下力气钱自己买了条小船，自挖自挑自运，卖给郧县和十堰起房子的人家。移民搬迁之后，韩天钧在黑龙口只住了十几天就上来了，“下面没有收入”。以后只是过年去待上几天，有个地方吃团圆饭。房子简单装修过，一直空着。运沙船一直没有卖，当时的船容量只有40方，造价几万块钱。合股买了这条大船之后，韩天钧感到有了奔头，但肩上的负担也更大了。小船普遍改大之后，船多货少，运沙的竞争日趋激烈。从采沙地佘家店运输到郧阳登岸，2017年下半年的运费是11.5元一方，一船满载算下来不到一万，四家平分，排队运沙的船太多，辽瓦店码头都是空舱等货的，运气好时五天能排上一次。这样算下来，每家一月也不过挣到一万块钱左右。四块多一升的柴油，一小时要烧掉70升以上，成本和人力之外，还要负担借贷的利息。但是为了不给别人打工，大家还是倾向于自己买船。韩天钧一家五口，夫妻头上有个老人，妻子住在郧县的租屋里，还有一个儿子在十堰打工，搞外墙装修。自己在船上住了已经三年，不过是跟人轮班，三天两头会回家里，等到排队运沙的轮次快到了就上船。这天在船上的原因，是估计第二天能够排到轮次，起航去佘家店装沙。大船二层有好几间单身宿舍可以住，里面铺设有木床。但住在船上的条件毕竟不大好。夏天水面蒸发暑气，像桑拿一样熏人，“天一热我就在水里泡”。眼前年过50的他也是赤着上身，保留着地道的船员做派。买菜不方便，蚊虫多，晚上不敢开灯泡。吃水就在江里抽，蓄库以来的水质没有从前流水好，烧开了喝。船上有环保箱，回收污水和生活垃圾，不能随便往江里丢，污油也不能直排，这是韩天钧买的新船上的设施，比旁边的船都先进。韩天钧感觉现在库区的水质差了，垃圾处理没弄好，有很多腐烂的水葫芦和杂草。但水质仍然比随州的好太多。上次和移民村的书记通话，韩天钧开玩笑说“过年回家，我给你拉一车水回来”，书记说“好”。虽然刚刚换了“巨无霸”大船，对于将来的生意，韩天钧仍旧有不少忧虑。除了船舶之间的竞争，新近发展起来的碎石成沙工艺，拉低了建筑用沙的价格，瓜分了河沙的市场。能干多久，他和合伙的股东都不清楚。但面对眼下竞争的形势，除了买大船，跑上一趟是一趟，没有别的出路。没有资本买船的人，只能像韩天钧当年一样，为雇主采沙装沙下力，挣辛苦钱。黑龙口村一位老妇的丈夫已经68岁，在老家给采沙公司挖沙，没有底薪，一月挣2000多还不能按期拿到手，“今年勉强干，明年（年纪太大）就不让干了”。以前老头有自己的小船，因为没有合法运输手续，偷着采沙卖，现在只能干一天算一天。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湖南，都是自己养活自己。虽然分了家单独过，却要帮助二儿子带孩子，她说自己平时不敢上街，身上没钱。我和韩天钧一起爬上了三楼的船长室，这里视野开阔，望出去水面辽阔蒸腾，舱内机器设备锃亮，看得出一条大船的气派和船主的精心照料。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掌握黄绿相间的船舵，韩天钧没有表达多少身为船长的喜悦，倒是脸带苦笑，脚下有些发虚，“成本太高，不知道哪天能上岸”。随着库区环保政策的收紧，近两年来，采沙运沙业务常常遇到查处，时断时续，2021年曾经停止了半年。加之房地产市场下跌，运沙利润比往年下降了一半。在移民当中，能够买船运沙的人受到羡慕，也确实赚到了钱。但在他们自身看来，前景始终模糊不定。外乡人搬迁到异乡初期，方言有异加上人情阻隔，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不断。最初两次都起因于交通事故。一位凤凰山村移民骑电动车接在镇上小学念书的孩子，骑得比较稳，遇上一辆本地拉沙车，不停打喇叭催他让路，双方争执起来。本地人叫了人来，接孩子的移民也想叫人，手机被对方打脱手了，只好回村喊人。黑龙口的移民也闻讯赶去，双方闹到万福店派出所，移民要求对方道歉，对方不肯，处理事态的当地干部也态度含糊，一时僵持不下。作为曾经教过书、当过供销社干部的“能人”，韩天鹤此时充当了出头角色，他喝了点酒，借劲闯进万福宾馆镇领导和派出所所长等人的饭局，面对派出所所长大声发言说：“我是中国最小的一个文化人，今天有权利要求你们在这儿道歉。”派出所所长答应了，此后本地人由派出所所长带领，当街向移民道歉，承认不该欺负外来移民，事态才平息。另一次是搬迁第二年，下雨天路滑，移民村组长的四儿子和一位本地移民骑摩托撞了车，本地人没有打转向灯，被老四的摩托车撞伤，本地人喊人来打了老四。移民村群情激愤，去了很多人，把打人者找到揪住，在派出所门口按住打了一顿，又让他掏了被撞伤者的医药费。经过这两次冲突，本地人知道移民齐心，争执的事渐渐少了。但后来还是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烤鸭店事件。事件起因于一位黑龙口移民在万福店街上开了家烤鸭店，眼看生意蒸蒸日上，却招来了本地同行的嫉妒。有天一个万福店街上的混混故意将电动摩托车停在烤鸭店门口，店员让他移开，他非但不听，反而开始砸店面玻璃，掀翻桌子上的凉菜。两个村的移民闻讯赶去了几十人，要求派出所拘捕打砸的混混，后来烤鸭店得到了几千元的赔偿。移民们怀疑混混闹事是出于一家本地人开的烤鸭店支使，此后生意没有再受干扰。经过最初几年的磨合之后，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渐趋减少。韩天鹤感到，本地人其实相对温和，反倒是移民由于心态敏感显得反应过度。双方渐渐进入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由于喜欢下棋，韩天鹤也结交了两位本地棋友，经常在公路旁边的理发店里鏖战上大半天。另有一位本地村民，儿孙都在武汉，在嫁来凤凰山的姑娘家玩，天天来移民村找韩正龙聊天。汉江村也有类似的冲突。移民们和本地居民打过架，原因是本地人说话好带脏字，移民们认为对方在骂人。几次冲突之后，本地人和移民说话就不再带脏字了。搬下来第一年，一位姓金的移民在老农公司干活，摩托车放在公司内部道路边，一个本地老混混骑摩托车过，说移民的车子挡了路，骂人，金某跟他打了一架，把老混混的脸打肿了。由于移民心齐抱团，时间久了本地人有点怵，说是“移民爷爷”。发生事端派出所调解，也偏向移民，不敢捅了马蜂窝。早先一辈的柴湖移民和本地人之间，也上演过类似的剧情。搬迁之初，双方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起因之一是由于移民不熟悉本地水土，不会种菜，偷当地人的，被抓之后发生冲突，会达到动刀子的程度。时间长了，本地人知道柴湖移民抱团，轻易不敢招惹，口头把移民叫作“老汰”，移民们则叫本地人“蛮子”。一直到第二第三代，这种风气仍然延续下来，移民们整体处于弱势，但由于抱团又会显示出某种霸道。譬如柴湖镇下面有个水口镇，司机驾驶从当地去县城的车，不敢在柴湖停，怕被柴湖的移民司机打。在柴湖出生的移民后代李意博自我感觉“移民的名声不太好”。实际上，相比起移民和本地人的明面冲突，两者之间的无形障壁是更难打破的，语言、习俗和民风不同，移民的亲属近邻圈子还在老家，在异乡自成一体，难以融入当地。韩天鹤除了下棋，和本地人没有交往，婚丧嫁娶互不走动，这也是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常态。11岁的韩文静在万福店中心小学上六年级，她感到本地有的同学会欺生，“说我们是搬过来的”。她常常想念老家，“老家有好多好多辣条”。一个小男孩回忆，那时韩文静家里开了个小卖部，有很多辣条，她常常偷出来给大家分享。李意博上小学初中时没出过柴湖，同学都是河南淅川县过来的移民。大家说着老家的方言，很多人几辈是亲戚近邻，互相打成一片。由于学习成绩好，李意博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市一中，身边没有什么移民的子弟了，李意博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的河南方言一出口会引来全班爆笑，第一堂课他的脸红到脖子根，想当场逃离课堂。为了融入群体，李意博开始学说当地方言，虽然渐渐可以沟通，但始终说不标准，自己心里也别扭，“一开口就有奇怪的感觉，有背叛自己的某种耻感”。多年以后，坐在北京城区的咖啡馆里，李意博回忆当时的情形，仍旧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成绩好成了李意博的保护伞，使他得以在完全隔膜的环境里适应下来，考上大学走出了柴湖镇和钟祥市。到了今天，钟祥当地人看柴湖移民已经很平常，但李意博偶尔回家遇到钟祥当地人，还会不自觉地开口说钟祥当地的方言，腔调半生不熟，当地人一听就说你柴湖的，反倒嫌别扭让他说普通话。在内心深处，李意博会有一种不知自己算哪里人的感觉。好在相比于身在北京多年的漂泊感，这一点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扎根金存壮从老家柳陂镇走的时候，什么坛坛罐罐也没有要，只抱了两床被子下来，其他都打算在新地方购置，从头开始。在银莲湖汉江村定居以后，他和老婆都去了承包移民土地的老农公司上班，月工资2000～3000元，这也是很多移民的选择，当时总共达到一百多人。金存壮在那干了四五年，后来公司效益下滑，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到2021年只保留了两名移民做中层管理者，其他的是临时需要招人干活，一天百十块钱，金存壮的老婆就在公司打短工。十年过去，汉江村的小区条件和周边环境已经大为改善。尤其是2015年开始，汉南区和武汉市经济开发区开始一体化规划之后，规划投资项目增加了不少。小区的场地和道路得到了修整，绿地和健身活动场地增加，开辟了专门的篮球场，为居民加修了院子围墙，小区主干道硬化得宽敞平整，道路两旁排列着农民干活的主题雕塑。移民们得知，政府为改善汉江村小区环境投入了近亿元，主要用于土地改造和绿化维修。小区外的楼房也变得多了起来，不再如当初的荒僻，显出某种大城市远郊区的氛围，通往湘口镇和纱帽的公交变为平均不到一小时一班。“条件比当初好多了。”但相比于武汉近郊区，银莲湖当地的工厂和大农业并没有发展起来，老农公司的衰落就是一个例子。这使得移民的就业始终存在问题。金存壮从老农公司失业之后，赋闲了两年，仍旧把挣钱的眼光投向了老家。在老家搬迁之前，他跑过多年运输，为郧阳和十堰城区拉房屋装修建材。下来之后人生地不熟，车子只能在搬迁之前卖掉。因为在老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人脉，前两年，金存壮回到了十堰给当建筑包工头的朋友帮忙管理，每月挣七八千元。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工地上的活，只好回到汉江村，“什么也不干，玩”。王爱国家里搓麻将的人群中，偶尔也会有他一个。金存壮有两个同胞兄弟。弟弟一直留在老家，没有下来住过。哥哥住了一段也回十堰了，房子租给本地人，原因是老家打工方便。金存壮从前有过一次婚姻，前妻带给他两儿一女，都在十堰和郧县成家立业，以后又和现在的妻子要了小儿子，眼下在湘口上初中。小儿子对于老家没有多少概念，金存壮对他提出在十堰买套房子，小儿子不想回去。但金存壮自己却放不下这个打算。



武汉银莲湖江汉移民村，小区的农民雕塑被戴上了防疫口罩。“肯定是要在上面买房的，（每年）住上个几月半载”。亲戚孩子都在上边，虽然觉得“这儿也还行”，年届60的金存壮还是想落叶归根。2016年初秋，凤凰山移民村毗邻的旷野茅草随地形起伏，很大一片开辟成了太阳能发电场，缓坡上密麻麻铺设着暗中吸收阳光的钴蓝色金属板，看起来像是某部科幻电影中的景观。越过这片景观，有几片规模不小的羊场，是凤凰山的移民搭建的，彩钢苫盖的大棚屋顶下散落着50来只像戴着一个棕色头套的波尔山羊，显得数目太少了些。黄和平驾驶三轮车颠簸归来，驮一整车的花生藤饲养羊群。她径直站在车上往圈里扔花生藤，羊群纷纷凑到车前来吃。过一会儿她还要赶羊群去放牧。一身褪色的迷彩服，穿得鼓鼓囊囊的她看上去是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女人，其中也包括羊场的波折。羊群凋落到现在这个规模，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2016年因为羊瘟，政府要求挖大坑活埋了30来只大羊，其中母羊一只1500元，种羊则高达5000元一只。第二年因为大量死羊，跌价到近3000元。这批羊一只都没有剩下来。2017年，黄和平家又买了60来只羊，繁殖了十几只羊羔，全部生病死了，连同种羊死去20多只，不然羊群的规模会有70多只。韩天俊是移民村六组组长，也是这群养羊户的带头人。他刚刚在自家大棚给羊打过防脑虫的针，手上拿着一支空了的针管。养羊户共有十家，2015年大家一起从山东买羊，因为不懂技术，羊买回来时就有传染病，政府统一安排签字消杀，每家都亏损了好几万元，协议上镇政府补贴的每只羊500元拿到了，省里补的240元还没有到位。经过这番打击，十家养羊户只剩下7家。2017年，春天死羊的原因是驱虫不到位，三月份除了一次虫，预备六月份再除，不料羊吃的草虫子太多，不到第二季度开始拉稀，天天要打针，起初没有经验，打针的剂量不够，羊群走一段走不动了，眼睛翻白倒下，韩天俊死了14只羊，原本60多只的羊群只剩不到50只。以后有了经验，打驱虫针时加大剂量，才制止了羊群的死亡，但上半年的指望全都没了。养羊还有另一宗困难。羊群长期圈养不仅草不够吃，还会导致疫病流行，不时需要放牧，羊群能吃到自己喜爱的草，时常运动也能保持健康。但凤凰山附近的荒野和当地居民的耕地犬牙交错，生性散漫的山羊群时常越界，去吃滋味更为肥美的庄稼，牧人很难时刻拦住，引发移民和当地村民之间的冲突。养羊的投入除了买羊，更大宗的是建造大棚。政府出钱做了三通一平，大棚的投入是自己的，每家大棚花费达到十六七万。饲料是另一宗支出大项，为了保证生态羊肉的承诺，移民们只喂粮食和草料，没有添加人工饲料。放牧之外，仅玉米一项，一家一年下来要喂1000多斤，另外是自己种植高粱、黑米草、花生藤。这些投入都需要在羊身上出息，但移民们开始养羊以来，连续两年羊价下跌，由前几年的活羊每斤近20元走低到11元。移民们还没有卖过羊，韩天俊打算过年前卖掉10头，收回万把块钱。和在老家的打鱼运沙相比，养羊是个辛苦的行当。日晒雨淋放牧之外，韩天俊和老婆一年四季住在羊圈，家里的房子空着，用老婆的话说是“长住在沙家浜”，身上都是牲口棚和青草混合的味道。最初开始养羊的时候，没想到会成为骑虎难下之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事后看来，2016年的羊瘟是一个转折点。由于难以消灭的疫病和跟周围居民的矛盾，养羊渐渐走向式微。次年开始，随着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们纷纷脱手羊群，转向养猪，从前的大棚改建为猪舍。在两年左右的上行行情中，养殖户们赚到了钱，补偿了之前养羊的损失。但2020下半年之后猪价回落，养猪生意也随之走向平淡。到了2021年，和养羊相似的故事开始重复，大规模猪瘟来袭，各家养殖户都遭到重挫。相比起养羊来，养猪的辛苦程度要高得多，卫生方面的要求很难，除了一家规模最大的养殖户用机械设备自动除粪，其他几户都要靠人工，每天身上都是臭烘烘的。一旦猪群的规模扩大，猪舍拥挤，就很容易暴发猪瘟。2022年开春，走在由凤凰山村通向曾经羊舍的路上，从前的荒草荆棘已经消失，曾经蔚为壮观的太阳能发电板矩阵不再显眼，脚下的便道硬化为水泥路，靠近猪场还设置了车辆消毒水池。羊舍大棚所在的山坡上，增添了连排的白色水泥平房，橱窗宽阔，看起来像是某种小旅馆，其实是猪舍，旁边还建起了两层的楼房，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养殖户在此常住。大棚也改换成了暗绿色屋顶，和新建的猪舍毗连，覆盖了整座山坡，宛如某座城堡。但接近猪场，并没有闻到熟悉的气味，也并未听到哼叫。一场瘟疫扫荡过后，屋顶下几乎空空荡荡。转向养猪之后，韩天俊的运气算不得很好。由于养羊亏损大，在前几年猪价上扬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大规模投入，花了十来万，只养了50来头。规模上去后，赶上去年的猪瘟，大小死掉了100多头，圈里只剩下十几只，一头母猪死去要亏损500元，合下来亏损六七万元，一再受挫之下，他已经不再打算养猪。死掉一两百头猪的有好几户，其中韩天俊的四弟因此背上了20万元的欠账，四弟家前几年养猪赚了四五十万元，给儿子在随州买房娶了亲，眼下却又入了坑。养猪的成本比养羊高出几倍，韩天俊当初买入11头母猪，每只就要花4000元左右。更大宗的则是饲料钱，完全依靠投喂的一头猪每天要吃掉五斤以上饲料，也就是十元钱，猪场每天的消耗都在几千元。猪瘟又是慢性的，在最终死亡之前仍会消耗饲料，最终血本无归。和韩天俊不同，多数养殖户仍然打算坚持。其中在头年的猪瘟中损失较轻的一家，春节后已经购入了20来头母猪。苟宗霞家的圈里现在空空如也，200头猪都在去年的猪瘟中死亡了，亏损几十万元。虽然如此，丈夫并没有出远门打工，两人在观望行情，准备购入母猪和猪仔重新开始。毕竟前几年养猪赚了钱，而她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丈夫在家养殖可以照看家庭。黑龙口村外看不到养猪的大棚，刚刚回暖的阳光下面，分布着一片片等待苏醒的果园。韩奎的外套搭在果园的篱笆门旁，他和媳妇正在给一排排的梨树松土，挥锄的身影和梨树的枝桠交错，斜铺在开春正在复苏的土地上。54岁的韩奎是黑龙口移民村的组长，七年前他投资两万元开始种金果梨，如今名下有四亩果园，今年还增加了三亩早熟的新品种，自己在网上和市集发售，每亩一年能挣5000来块。黑龙口像他一样经营果园的移民共有十来家，果园面积已经相当可观。不过种果树的收入毕竟有限，因此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经营，青壮年仍旧是在老家跑船运沙或者外出打工。



凤凰山移民村，已成规模的养猪场，昔年是几座羊棚。13年过去，韩奎身后的黑龙口村并没有像他栽种的果树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村中的常住人口仍然零零星星，大都是老人孩子，即使是过春节，开门贴春联的人户也不到一半，而在老家十堰或者郧县买了房子的人占了一半多。一个有说服力的标示是村中出生的人口，13年来没有人家在村里娶媳妇结亲，村中出生的婴儿几乎没有，大都是在老家娶亲生子。相形之下，凤凰山的情形要好一些，有六七户结婚的，生了八个小孩，两地相加和地处城郊的枣阳县惠湾移民点没法相提并论，惠湾移民点人口不到前者的一半，却有30多个小孩出生。耐人寻味的是，凤凰山移民娶的媳妇几乎没有本地姑娘，都是老家人，或者是先前自发到这里的陕西移民。随州本地娶亲的条件要20来万彩礼，加上城里的房子，这几乎是并不殷实的移民们难以企及的门槛。韩天俊的四弟正是因为给儿子娶了本地姑娘，在随州买房，欠下了数十万债务。而老家和陕西移民的姑娘，大约因为身份类似，没有这样苛刻的条件。苟宗霞正是这样一位陕西姑娘。她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高桥镇，山高地少，全家在她九岁时迁徙到万福店，承包国营农场的土地耕种，她在上学之余还要帮家里干农活，日子充满辛苦，高中毕业后进厂打工，遇到了凤凰山移民村的年轻人韩文，两人谈了恋爱。结婚时苟宗霞没有要昂贵的彩礼和房子，婚后夫妻感情不错，“我觉得他人还行，老实”，八年之中生育了两个子女，小的一个尚在她的怀抱之中。虽然养育了两个孩子，平时还帮着搞养殖的丈夫出猪圈喂食，苟宗霞在一众移民村妇女中仍旧显得年轻时尚，身穿粉红色高领毛衣，脸上洋溢着淡淡阳光，她已经彻底离开了童年时贫瘠封闭的大山，在这块异乡的土地上扎根。



凤凰山移民村，媳妇们带孩子在村头晒太阳。对于一出生就迁移到柴湖的万巧莲来说，扎根延绵了三代人的时长。万巧莲的爷爷在第一次丹江口蓄水时移民到青海，后来在大饥荒中回流淅川，这次又跟着儿女迁往柴湖。万巧莲后来听说，很多老人抱住大树不愿意走，有人临走用罐子装上了家乡的几抔土。万巧莲幼年的记忆充满了辛苦。从能走路起，她开始打猪草，上学时手提一个苇编的篮子，放学路上打满一篮猪草带回家。放假时要跟着大人种棉花。本地人开荒时根本不会盯上的苇子塘，是移民们开辟耕地的唯一来源，他们硬是让水泡子变成了棉花地，可是棉花地里的活路一样辛苦。当时国家大力号召种棉花，但在长江北岸的钟祥一带种棉并不合适。棉花的根株长得很高，但产量不丰，品相并不好。秋天的多雨时节，需要跟天气抢夺收成，一旦成熟开苞，经受雨淋，棉花就不成了。从春到冬，经管起来太麻烦。其次是种小麦，同属北方作物，产量也上不去，容易患锈病。按说适合的是水稻，没有水利灌溉措施，种不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修了引水渠，才开始种植水稻，几年后天气干旱，水利设施荒废，水田又种不成了，恢复成小麦玉米。当时国家没有什么补助政策，移民离乡千里白手起家，茅草苇子屋一直住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换成砖垒瓦房，屋顶先铺一层牛毛毡，上面盖瓦，在横梁上郑重地写下“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还是老家起房造屋的风俗。这时万巧莲已经成年，她像绝大多数移民的孩子一样上到初中就早早辍学，在地里完成了自己的成长教育，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时候。她的对象也只能是在移民圈子内部的，两人的家相距几公里，经媒人介绍结婚。长子李意博出生记事之后，记忆中最大的印象仍然是贫穷。和妈妈一样，李意博需要课余帮助家里劳动，摘棉花种花生修排水渠之类，同伴们很多人三四岁刚会走路就开始放羊割稻。上高中之后，已经是本世纪之初，和县城的孩子一对比，他真切地感到了柴湖移民的贫穷和低微。和上一代一样，移民子弟仍旧通常在初中辍学，上高中的很少。当年钟祥一中总共录取新生1200人，柴湖移民子弟不到20人，占比1/60，而柴湖移民人口占全县的比例是1/10。一中录取的学生并不都是考上的，三分之二是通过交赞助费，分数低的学生需要交两三万块。这些交得起赞助的学生中没有柴湖移民后代，当时柴湖移民的人均年收入不过几千块钱。李意博感到很不公平，写匿名信给校长抗议此事，遭到学校的调查，要找出作者开除，李意博因为成绩好在班主任保护之下过关。住校期间，李意博一个月的生活费是200块钱，不够吃不够花。这些花费来自父母在开荒的地里侍弄花生、棉花和大豆的收入，棉花价格曾经由一块涨到四块，但移民的收入仍旧微薄。李意博不得不自己动心思。有天在食堂吃饭时遇到学校工会副主席，李意博有意找他聊天，提到自己上不起学。因为李意博是全校拔尖的优秀生，工会副主席给予照顾，安排他到学校食堂帮工盛饭，报酬是免费吃一顿饭。靠着自己挣来的这顿饭，李意博保证了长身体和用脑耗费的营养，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成为移民子弟中罕有的走出柴湖的人。李意博在校读书的时候，正值农业税改革，他回忆柴湖农村许多人拒交提留和各种收费，李意博的爸爸老实，交费后领到的是各种白条。有一年村委会换届，说村里欠了国家的债务。后来国家适时取消了农业税费，欠债不了了之。与本地农民相比，柴湖移民更显贫穷的原因之一，是开荒出来的土地太少。本地人开荒早，一家有几十亩地，移民只有每人一亩多地，土地难以扎根养人。除了像李意博这样考上大学的，出外打工成了下一代普遍的出路。柴湖移民去上海打工的人很多，有一个罗城村，由于在上海浦东打工的人太多，形成了一座“小罗城”。相比之下，本地人出门打工的要少得多。外部环境宽松之后，移民们不断反映以争取自己的权益，柴湖移民村逐渐受到关注，外界开始意识到他们为南水北调做出的牺牲，政府开始政策倾斜和加大投入。2013年，湖北省成立了大柴湖经济开发区，和钟祥市平级。此后引入了很多投资开发项目，也改善了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饮水工程。因为机井的水质不行，柴湖曾长期是癌症高发区，许多老年人到了六七十岁就罹患各种癌症。李意博的爷爷66岁时查出食道癌，开刀后五年去世。外公也是食道癌，查出时已是晚期，在输血时昏迷死亡。柴湖的癌症发病率位居钟祥之首，引起了政府注意，在21世纪头几年兴建了自来水引水工程，柴湖人喝上了来自汉江的水，口感和质量都改善了许多。差不多在同时期，国家出台了移民补贴，每位柴湖移民一年600元，一共给付20年。另外是引进扶持了一些企业，其中包括外出移民返乡创业的。李意博的姐夫年近60，在一家返乡移民创业的花卉公司基地上班，给售卖的小罐花卉浇水，一月可得2000来块钱，这家花卉公司的产品销往全国，正式职工达到两三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柴湖移民。另外还有机械厂等很多企业。比起出外打工来，报酬还是偏低，因此主要解决了老年人和育龄妇女的就业。李意博的小姨子生了三胞胎，无法外出，也在花卉基地上班，每月可以挣到3000来块，妹夫则出外打工，挣得抚养三个孩子的花销。甚至在上海至成都的沿江高铁规划线路上，柴湖也成了一个因素。这条铁路线曾经引发沙洋与钟祥之争，起初规划的沙洋站点被放弃，高铁改而向北绕道约十几公里经过钟祥，增加造价十多亿元，高铁站就修在柴湖，离李意博家只有两三公里。本地人觉得，柴湖是沾了国家照顾的光。柴湖集镇中心建设了移民新城，无复当年苇墙茅檐的旧观，还修建了一座大柴湖移民纪念馆。柴湖由当年受歧视的穷地方变成了令本地人羡慕的对象。移民们半世纪付出的代价，到了第三代人终究获得了回报。这份迟来的光鲜，也不免经历时代潮水的淘洗。村民的地都包了出去，每年能得到一亩地1000元租金，随着企业不景气，租价下降到800多元。打工成为主流，修葺一新的移民村里其实没有多少人居住，打工的年轻人不愿回乡定居，在钟祥乃至武汉买房，成为时下婚俗中的硬件。前一段时间，李意博的舅舅找他借了五万块钱，用来给儿子购置婚房，女方要求男方家里一套楼房，市里还得有一套房，有的还要求在武汉有房。本地农民对于结婚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出门打工的人不如柴湖移民区多。移民新村的楼盖得比本地人的好，楼里住的人却少。李意博家后面的联排三栋楼房，是一家三个儿子起的，只有两个老人居住，父亲不时还出门打工，只有母亲一人留守。李意博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前两年在湖南，母亲万巧莲五年前就来了北京，先后帮助李意博带两个孙子。爷爷已经去世十来年，家里只剩下了奶奶。年已耄耋的奶奶腿脚不便爬楼梯，不愿意住后起的楼房，仍旧栖身在很多年前起的三间瓦房里，每天出门和村里的其他老婆婆打牌。李意博委托邻居，每天清晨出门，帮助看一眼婆婆的屋门开了没有，“如果没开就赶快通知我”。至于政府统一规划的移民新城，很多移民也不愿去住，因为没有院子不能种菜，六层楼的阶梯也让村中留守的老年人望而生畏，只有从前家里没有起房的可以借机用宅基地置换，住上条件不错的楼房。李意博自己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偶尔带上母亲一块儿回去看看。有时候他站在面貌一新的柴湖地面上，会有种特别的感觉，一家人用了三代才在这里扎下根，到自己这辈却又纷纷离开。“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算哪里人。”跟人聊天，对方是河南人，他就会说自己是河南人，如果是湖北人，就说自己是湖北人。从文化习俗的意义上说，他觉得自己是河南人，一开口就是北方语系的口音，普通话发音比较重，外观也不像湖北当地人。但在河南淅川老家，李意博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小时候他回老家探望过舅舅，舅舅家住在伏牛山余脉的半山上，不属于淹没区，印象中只是穷和陡，“站在山路上陡，不敢朝下看”。舅舅多年前也去上海投奔在那边打工安家的女儿了。在北京这些年，李意博一直想着回河南去看看，哪怕只是对着那一片变得更为苍茫宽广的水域，望上一望，“也算有个寻根的感觉”。先行者在万福店周边原国营农场的土地上，韩家洲和堵河口的村民们不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移民。从凤凰山村往东三四里路，通村小路到达潘家湾和龚家湾，撂荒地四处可见，一些破旧的平房零星散布在起伏的田野中，外表远远比不上移民房屋的齐整，和周边的农工小区更是处境悬隔，像是被外界遗忘了。平房的住户是移民的先行者，定居此地最早已有近30年，迁徙轨迹也是从汉水中上游来到此地。和遵从国家安排的南水北调移民们不同，他们是自发的。66岁的李英美老家在汉水上游的陕西省紫阳县双流公社，搬迁下来已有20年，原因是老家的山高，没有地种。听别人介绍这里的国营农场招募劳力，举家离乡迁徙下来，免费承包农场的土地，自建房子，养育成人三个儿子。自从来到这里，李英美再也没回过1000多里地外的老家，婚丧嫁娶的人情都是“当家的”回去赶。如今三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李英美和老公继续在农场种地，体力衰退后，原来14亩的土地退掉了10亩，留下的4亩是自己向迁走的农场工人购买的。和农场工人相比，李英美没有退休工资，只领取一个月70余元的老人金。由于错过了补缴新农合社保的年龄，她也没有退休金。去年以来，她的胃口感觉不对劲，吃不了干饭，身体浮肿乏力，在随州的医院也没查出什么来，仍旧在地垄芟除花生藤，发掘自己的生活费。相比之下，来得更早的梁金安和贾似菊夫妇晚年多了一重保障。改革开放之初，梁金安的表哥从紫阳县山区迁徙到这里种地，梁金安夫妇随后前来。初来乍到没吃的，没有房子住，连坐的凳子都没有，一家三口挤在一间漏雨的偏厦里。农场跟移民签过两轮承包合同，梁金安和贾似菊赶上了，赶不上两轮的只能和农场工人签约转包，这些工人因为农业税费过高放弃了耕种。到了退休年龄，梁金安在2016年可以拿到每月1000多块退休金，相比起工龄更长的农场工人还是要少一些。当时的湖北是全国棉花主产区，农场给承包人下达的种棉任务重。种棉是辛苦活，一年到头在地里，土地又容易板结，不保墒。不过比起少地的老家，总算能刨出养活人的粮食来。生活水土一开始不习惯，不过一年年地也习惯下来了，像李英美和老公一样，两口子很少回老家，“亲戚多，花不起钱”。留在家乡的父母年老生病，梁金安都回乡探望，等到父母先后过世，却没有回去送终，路程太远，等赶到，父母应该都上山落葬了。一家人至今居住在当初的落脚地，石棉瓦顶的屋子是挨着那间漏雨的偏厦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一直没有翻新，年深月久时常漏雨。墙壁是零碎的红砖砌成的，斑驳参差，掩映在周围的草丛菜地中。梁金安和贾似菊只有一个儿子，在附近一带做装修，却没有培修自家房子的打算，一家人的起居似乎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之下，李英美家的房子看上去光鲜了许多，去年趁着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优惠，自家也花了3.8万元，做了全面的培修，看上去像是新房。这大约也和三个儿子在外打工，有挣钱的人有关系。韩天鹤和这个早先的移民群体打过一次交道。一个农场移民路过凤凰山时摩托车坏了，有点手艺的韩天鹤帮他修理，得知车主是早年从上游安康来到这里的移民，不过那人迁移下来的原因是1983年安康发洪水，老家的房子财产在一片汪洋中化为乌有，索性搬迁到异乡从头开始。这些自发的迁徙者并不是万福店土地上最早的一批移民。凤凰山国营农场历史上是一个劳动教育农场，曾经先后承担过劳教劳改、干部下放、知青下乡人员的接纳任务，农场的工人大多是下放或者劳动改造人员，他们和汉水移民们一样，是响应了国家政策的迁徙者，改革开放之后或走或留。后来的下乡知青几乎走光了，但仍然有个别因为成家等原因没有回城，长期在农场居留的，眼下成了韩天鹤们的邻居，武汉女知青刘川省就是这种情形。刘川省孤居在挨着移民村的本地居民社区里，年过七旬的她拿着放大镜看《知音》杂志打发时间。1968年，16岁的刘川省和大批学生一起响应领袖号召上山下乡，从大城市武汉来到随县万福店农场，到达这里的知青一共有90多名。大约同时期，万福店还接收了大批中央直属单位和各部委的下放干部。不像知识分子和高官云集的沙洋及咸宁干校那么显赫，来这里下放的最大干部是人民日报社总编部主任。告别课堂的刘川省在这片田地里从头学做农活，栽秧割麦，吃的是食堂，住处是1958年劳教人员留下的窝棚，以后改善为瓦屋，几个人一间。再之后农场建厂，刘川省和知青们的劳动改为搬砖，刚从窑里烧出来的红砖很烫，碰到皮肉会受伤，冬天在堆场上干活又很冷。“都苦”，刘川省回忆说。为了在农场安顿下来，捱过辛苦的生活，刘川省和另一位在凤凰山下乡的知青恋爱结婚，婚房只有半间，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两家合住。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回城，刘川省和丈夫因为成了家，按政策仍旧留在农场，成为农业工人，生儿育女。几十年过去，丈夫患上了偏瘫，在床上躺了三年，十年前去世。女儿出嫁，儿子成人后招工到襄樊二建公司，公司倒闭后下岗，婚姻也破裂了，一个男孩归了女方，儿子在外漂泊打工，起初是开车跑运输，后来换了多种职业，刘川省不知他人在哪，过年都只是偶尔回来一次。“（他）头发花白了。”提起40多岁的儿子，刘川省似乎自言自语地喃喃。同样已头发灰白的她，脸上有比60多岁的年龄更显沧桑的皱纹，像是这里田野之间穿插的小路。眼下刘川省有一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自己种点菜，闲时看电视看书打发时光。几年前建设凤凰山汉江移民新村时，按照统一样式建造了毗邻的农场居民新村，刘川省自己拿出了五万块积蓄，告别瓦屋住进了现在的二层楼房，条件改善了很多。只是对于独自居住的她来说，屋子显得有些过于空旷了。身患糖尿病的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当时国家困难，苏联抽走资金，城里人多了，压缩下来。”对于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上山下乡，她平静地解释。支边2016年10月的下午，75岁的张荣光带着孙子坐在许昌金营村路边晒太阳，他的一条腿有些瘸，光脚穿着皮鞋，僵直的手指时常摩挲干枯起皮的脚背，秋阳把他的影子长长拖曳在地里，像是一生中两次移民之间的漫长时光。第一次移民是在18岁，去向是青海。当时是1959年开春，丹江口水库开工后不久，库区开始疏解人口，其中有2.2万人的去向是青海。淅川县滔河乡的年轻人们接到了支边的号召。像那个年代的众多号召一样，支边听起来让人动心，更会使年轻人的血液沸腾起来：去那边穿军装，吃公粮，在大草原上纵马驰骋，建设辽阔美丽的边疆。加上在乡村吃不饱饭的现实，让年轻人踊跃着报名，更何况报名时还设置了门槛：党团员优先，出身和社会影响不好的不要，一时间支边成为最光荣的事。张荣光和二哥就是这样被选拔上的。两兄弟的父亲早逝，头上有个大哥，大姐几岁时就给人做童养媳，换来大哥的媳妇，二姐三个月大就送人了。母亲到处给人当奶妈，挣钱养活子女。听说有出远门吃饱饭的机会，兄弟俩都高兴。这也是报名的多数年轻人的心境，走的时候按照部队编制，分为男生队女生队，以营连排为单位，也是敲锣打鼓欢送，像是戴红花参军一样。坐上闷罐子车，路上十几天，心气慢慢地低落下来。闷罐子车上没有座位，只能席地坐卧，窗口很小，车上也没有厕所，“跟运猪似的”。在小站上停车，人们下去在野地里解决生理需求。吃的是粗粮糜子面馍馍，总算比在家里大食堂喝的稀粥管饱。进了青海地界，开始不停地钻山洞，车厢里黑咕隆咚一片，有的女孩就开始哭了。到了西宁下车，男女队分开到不同的县，到军垦农场干活，离西宁两天一夜的汽车路，翻越一座雪山才到达，一落脚看到周围的条件，同样来自金营村的董云宛和几个女伴哭倒了一片。虽然编成了部队建制，穿着没有领章的黄军装，也顶着“205”的单位番号，支边青年们的身份却和部队没有关联。没有房屋，就地在荒野上扎帐篷，一班一顶。席子都没有，直接睡地下，到山上砍些柴火垫上，男女一律。二月份的天气，家乡已经沿河插柳，这里遍地冰雪冻土，帐篷里生个小柴火炉子取暖。地气太冷，帐篷太薄，早上醒来眉毛挂着冰碴子。旷野上风大，帐篷动不动就被刮跑了。睡梦中骨碌碌爬起来撵帐篷。不敢睡实在，一看篷布扑腾扑腾起来，赶紧全班人起身搂住，人少了连帐篷刮走。帐篷实在住不成，改成打地窝子。往地下掘进去几尺，地窝子顶上苫盖篷布柴草。这样好一点，但遇到下雨天进水，土方有泡胀倒塌的危险，金营村的几个女孩子在一次塌方事故中去世。地窝子里成排挖出土台子当床，但地气依旧寒冷，张荣光的指节麻痹，脚掌气血不通，身体里有寒气，就是在地窝子里睡了两年多落下的。地处高原，空气过于稀薄，很多人有高原反应，喘不上气。18岁的金玉照一到青海就开始吐血，住了一个多月院，回去挖地又开始吐血。年纪大一些的人，有的患心肺病死亡。吃的也不行，没有细粮，只有每顿一小碗炒青稞面糊，壮年小伙儿根本吃不饱。没有青菜，姑娘们很多患上了夜盲症，看不见东西。连盐都供应不上。一个月30块工资，却买不到粮食。正值“三年大饥荒”，已经短缺的口粮标准又减为24斤“原粮”，含有大量麸皮和杂质，还有麦秸磨成的淀粉，吃下去拉不出来，互相往外抠。粮食的行情贵到了一个蒸馍换一块罗马表的程度。张荣光和大家一样患上了浮肿，年纪轻轻头发落完。很多人开始逃亡，金玉照是其中最先尝试的一个。他乘劳动的时候开了小差，半路被抓回来。后来他还是跑回了淅川老家，活了下来。逃亡成为风气。周皂女所在的连队，一共近200人，跑回老家100多人，连支边前身为国家干部的营长也跑了，周皂女也随大流回了老家。董云宛所在的女生队有30个人，都跑光了。董云宛因为不识字，不敢跑，以后女生队解散被送回老家，回来时女队剩下没几个人了。董云宛的父亲死时身边没有人，父亲穿着随身衣服，裹着董云宛拿出来的被子下葬了。母亲和兄弟回了老家，幸存下来。因为年轻，张荣光和二哥在饥荒中幸存下来，二哥在一次探亲回乡中被母亲留住，不让再去青海。张荣光和董云宛一样，在青海一直待到1965年队伍完全解散的时候。起初张荣光在贵南县草滩劳动的内容是养马，这些军马是给部队赶大车的，再冷的天也得凌晨起床，把30多匹马集中到一处，赶到山根儿上的溪边去饮雪山下来的泉水。公马的脾气烈，不好降服，白天走丢了要到处去找，整天都在马背上。虽然辛苦，但相比起开荒种饲料的同伴，张荣光仍旧对这段时光感到惬意。开荒种地完全是另一回事。姑娘小伙一人一把镢头，地面以前是草甸，被土老鼠的尿液凝结，加上冻硬了，很难挖进去。一天要求开荒三分地，谁也完不成定量。人力实在难以克服，后来才换成机耕。在贵南县农场干了一两年，以后全面收缩，分场取消了，张荣光和同伴们都被调回贵德县总场，完全脱离了军马场，劳动变成搞基建修房子。建筑的活儿苦，冬天脱砖坯冷得手疼，泥巴上冻一层冰，把冰踹掉再脱坯，一天要脱1000多块。五六斤重的一块砖坯，一摞要抱三四块，把砖坯搬到壳子里，等待烧窑。夏天干活时小咬多，咬得张荣光脸肿得老高，流黄水。一年刮300天风，带着沙尘，看太阳是昏沉沉的，不敢用水洗脸，脸手容易皴，也不洗澡。牧民用牛奶洗脸，再用炒面一敷，把脸上的灰尘搓成条揭下来，移民也没有牛奶。只有过年时有点牛羊肉，平时只是青稞。为了相帮着活下来，张荣光经媒人介绍，跟邻村一个女孩结了婚，但没能要孩子。空气太稀薄，第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结婚后自己脱砖坯盖房子，住着黄泥小屋，总算是摆脱了地窝子里的寒气。到了1965年，国家实行厂矿单位精简下放政策，除了个别自愿留下的人，所有队员都统一回乡，张荣光和妻子、董云宛都回到了淅川老家，恢复了农民身份。回想起在青海的生活，张荣光只觉得“太差了，想起来都不敢想”，董云宛的说法是“让受罪去”。回到老家，张荣光自己在丹江岸边夯土打墙，起了两间茅屋住了几年，赶上发大水冲垮了，又在山上买了大队三间房子，一直住下来，生了两儿两女。二哥因为年纪大些，在青海找不着对象，回乡之后也成了家。回乡之后，由于丹江口水库的高坝规划改为低坝，张荣光和其他金营村的村民并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辗转他乡。但到了晚年，终究赶上了南水北调移民，再次由家乡迁徙，不过这次是往东，到了许昌的平原上。张荣光是跟着儿子迁徙过来的，没有了单独的户头。两个儿子分了家，张荣光夫妻到了老年，只能一家供养一个，因此常年分开住。妻子前年在二儿子家去世，张荣光跟着老大。老大虽然户口迁徙过来了，在移民村里也有房子，人并没有过来，依旧在淅川一家铝厂里打工，做带班师傅。儿媳是化肥厂的职工，化肥厂因为南水北调防治污染关闭了，但人仍旧在淅川，照料大儿子生活，一家人都在淅川，只有张荣光在这村里看房子。二儿子一家迁徙了过来，但和儿媳离婚了，儿子长年在外打工，乘船出海捕鱼，一年只在休渔期回来两个月。两个孩子老大跟了母亲，10岁的老二留在村里由张荣光照看着上小学。患脑血栓外加腿脚不便的他，仍然需要给小孙子做饭，发挥余热。他觉得新的金营村交通好，地势平坦，村中打了水泥路，住的房子也好过老家的土房，一切都和去青海不能比。但说起老家的好处，仍旧是如数家珍：水好，能吃鱼，游泳，柴火方便。地多，丹江消落带的季节性沙地随便种。搬家时张荣光“心里不舒服，一次性损失多少东西，坛坛罐罐都打碎”。七年过去，移民村的新居里仍旧处处是老家的痕迹：电视下方的两口储粮柜是老家带来的洋火箱子，吃饭用的是老家斑驳褪色的木桌，一口倒扣闲置的水缸也是从老家带来，院子里还有一堆从老家搬来的木头。和年轻时急于离乡闯荡不同，似乎只有在这些旧物的陪伴下，他才能在异乡找到安心的感觉。金玉照搬来许昌移民村之后，在老家原本轻微的痴呆症变得严重了，常常会迷路。最长的一次迷路是跟儿子回老家做客，跟亲戚朋友一起喝酒，喝醉自己走丢了，在外面流浪了三天两夜，微信转发寻人，一个县城的人都知道他走丢了，找到时因为受冻饿，脸面都塌了下去。似乎他重复了早年在青海的出走，从一再迁徙的命运轨迹中再次“开小差”，打定主意要留在家乡。出生地2021年4月20日下午，辽瓦店到堵河口一带江面笼罩在急雨中，我站在一条好不容易找来的机动船上，和韩可以一起渡过汉江，去他的老家韩家洲。这是我第二次和他一起渡江，上次是在2016年9月初，江面除了天气没有多大变化。岛上变化的地方却不少，从落脚的渡口开始。或许是由于江水冲刷，舔舐掉了从前的几级上岸步道，坡度变得生荒陡峭，几乎没有合适下船的地方。一望而知，这里已少有人至。大水井完全湮灭了。上次来的时候，它还依稀留存旧观。深深的井坑底部，听得见涓滴流淌的声音，落叶沉积之下微微反光，曾是半个村子的水源。夏天用水量大，韩可以曾和别人一样提着桶，排队等水用。后来有了抽取江水的工程，水井才解除重负。水井上方有个亭子，就便架起了羊圈，一股腥臊糅合着苦艾的气味。通往村落的道路已被浓密的青蒿封严，上次来时还依稀可辨，路上遍布村庄被拆毁时留下的瓦砾，其间有一辆永远停驶的破旧儿童玩具车。穿过青蒿和荆棘，从前的院落已荫蔽在密林中。当初这里本来是一片密林，韩家洲人都居住在江边，20世纪70年代丹江口库区第一次蓄水，韩家洲人被要求后靠，因此转移到了后坡上的地址，吃水变得不如从前方便。搬迁之后，大自然在六年中迅速收复了失地，人类曾经聚住的痕迹变成了散落的点缀，需要留心辨认。一段残垣，一个积着半坑雨水的圆形水窖，污水闪闪发亮，看下去很大很深；一个破瓮，一只棉鞋。一只木凳，已经腐烂成一堆木渣。一副失去了刻有象棋纹桌面的水泥桌支架，当年韩天鹤曾经与人在其上楚河汉界大战，一处大体保持旧观的猪圈，是回乡祭祖的移民们曾经过夜的地方。韩天鹤的土墙老宅一无遗存，只见一片荒草，覆盖隆起的土垄，韩可以说是“像坟了”。韩正龙的三间砖房则留下一堆碎砖，当年烧制的红色已经暗淡。土墙的残迹前有一块油光发亮的扁圆青石，周身带有为潮水搬运时沙石擦出的指甲纹，半截糊上了水泥做凳子，如今弃置在地，浸染了周围的青苔。对于自然生长的草木来说，人的离开是好事，它们自在生长，转眼之间长得很大，水井上方一株手指粗细的白蜡树变成了碗口粗，茅草过了人头，人培植的果树却凋落了。杏树李树都长了虫，韩可以回来用石灰刷过两次都没用。院子当中的一棵大杏树，曾经是人们端着饭碗纳凉聊天之地，“有许多的记忆”，如今树叶卷曲，周身瘰痢，似乎即将衰亡，树下仍旧围着一圈石礅子，只是再也无人闲坐。韩可以可惜它的凋亡，曾经把老树上结出的杏仁拿到十堰去栽，没有栽活。“人也挪死，树也挪死了。”站在老家的废墟上，他感叹。第二次来到老院子遗址，白蜡树长到了水壶粗，覆盖院落的树林和蒿草更密，几乎难以通行，光线也难以穿透，望出去几乎不再能看见汉江江面。令人意外的是，曾经一度濒临凋亡的杏树又活了过来，伸展青葱枝叶，似乎经历了多年的辗转不适，它终于摆脱了对于人类培植的依赖，恢复了自由生长的本性。就像这片密林，终于近乎完全消灭了人类一度居住的痕迹。对于韩家洲来说，这其实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情。第二次登岛，因为通往院子的路途被荆棘封严，必须绕行，我们踩着羊粪经过亭子，走了另一条路。经过雨中浓密透湿的苦艾丛，到了缓坡上，黄茅覆盖之下是一片经过抢救性发掘的汉墓群，竖立着一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韩家洲遗址”的牌子，日期是2017年6月。根据考古发掘和史志资料推断，韩家洲有过悠久繁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一度可能是县治堵阳城所在地。这些发掘过的古墓敞露着墓穴，椁室缀结蛛网，一半已为荒草掩盖，室壁青砖存有远古棱纹，看起来是富裕平民的墓地。这些带棱纹甚至灵动花纹的汉砖，至今仍不时显露在拆成废墟的韩家洲老宅的猪圈和院落围墙上，任凭风雨剥蚀。考古队曾在岛上发掘出诸多汉代的陶器类生活用具，包括远至商周时期的金银器和箭镞，说明这里屡经征伐。韩可以告诉我，盗墓贼时常光顾这里，刚才送我们过江的船老大曾经特意打量我们有无携带铲子洋镐之类上岛，政府给他下达过要求。在盗墓上发财的本地人不少，也有栽跟头的，其中有的是移民，回流老家后白天以打鱼为生，晚上盗墓，有一个盗窃文物数量太大，案发后判了三年徒刑。2016年那次登岛之前不久，韩可以从人手上买到了一个韩家洲出土的稻谷种子钵。上游隔水相望的辽瓦店码头，同样是一片考古工地，发现了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明清的文化遗存，曾经入选2007年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眼下矗着一方“辽瓦店考古遗址”的巨石。草坡之上有便道和车辙的痕迹，是旅游开发公司留下的。这项一度推动了的开发项目曾经引起了韩家洲移民们的愤怒。他们想不通，为何自己以保护库区水质的理由被迁走，开发公司却可以在岛上兴建招徕人流的项目。直接的导火索则是，开发公司的挖掘机利齿碰到了移民们的祖坟。祖坟是移民搬迁中的一项大问题。祖宗没法随活人搬动，缅怀先辈的传统又无法随搬迁终结。上坟成了一件很大的麻烦事。搬迁的第二年清明，凤凰山和黑龙口的韩家洲移民曾经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返乡祭祖。一行四五十人从随州坐长途大巴上来，携带火纸香烛，乘两条船渡江，给祖宗上坟磕头，岛上升起了难得的青烟。晚上则不顾清明的寒气露宿岛上，其中包括从十堰城区赶来的韩可以，“有给政府看的意思”。诉求则是要求祖坟跟随移民一起迁走，方便祭祀。



韩家洲上的古墓地标识。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却牵涉甚广。随州移民点的本地人已经实行火葬。移民们认为本地人的身份是农业工人，而自己是农民，仍旧流行土葬，土地和棺木都成了问题。棺材有的是从老家带下去，有的是老家拉下去的木料做的。眼看储存的木料越来越少，丧事难以为继，移民们想到了老家的林地。当初搬迁之时，移民的林地并没有随耕地一起纳入征用，也就谈不上在异乡的补偿。他们返乡讨说法，政府的答复是人虽然搬了，林权仍旧在，但无法迁移。远隔千里的林地，自然也没法用来蓄积木材，以备后事，尽管人走之后，韩家洲上的林木确实日渐蓊郁，有遮蔽人迹之势。另外是地皮。移民村没有规划的墓地，迁移坟地的诉求自然是无从落地。凤凰山移民村的旁边有片小松林，几年中死去的老人有十来位私埋在这里，其中包括韩天鹤的母亲。母亲是搬迁下来当年的腊月去世的，此前她已在床上瘫了十年，来到凤凰山后很少开口说话，搬迁后的水土不服似乎加速了她的干枯离世。韩天鹤用红砖给母亲砌了圆形的坟墓，坟前却没有通常的纸钱香灰，以及金光闪闪的银箔，这是因为他的基督信仰，“不让烧纸搞迷信”。代替的是几束塑料花。母亲的棺材用的木料是从老家运来的。父亲的坟则在老家韩家洲，“弟弟们在上坟，母亲的坟我上”。上过了先人们的坟，在岛上露宿那夜，移民们过夜住的地方是被拆除的猪圈和韩天鹤从前在后坡坎下挖出的洞——为了自己看书用的。挖出这个半间房子大小、可以容纳20来个人的洞，韩天鹤一锄一铲用了近20年时间。2016年我第一次登岛，洞大体完好，保存着近似屋子的外观，地上有以往用的碗，石壁上有煤油灯台。五年后我二上韩家洲的时候，洞像上次一样依然存在，但外室已经崩塌了一半，洞中结满蛛网。几只羊看到人来，慌张地蹿出逃离。岛民搬走之后，四面环水又草木疯长的韩家洲成为羊群放羊的天然宝地，有村民开船把羊拉来岛上，长年放养。因为是下雨天，这个洞成了羊群躲雨取暖的好地方。逗留在洞中，可以想见当年岛上人烟阜盛之时，信仰基督教的村民们夜间躲在这个洞中，借助油灯的光线崇拜祷告的情景，如今只有寂静。一片沉寂之中，洞中包含的一个小洞忽然发出呼呼噜噜的声响，接下来一头生物从地底猛然冲出，人来不及反应回避，大吃一惊，回过神才明白是一只羊，看来它躲在洞穴更深处睡眠，受到了罕至的人类侵扰。这些羊曾经损毁了韩正雨父亲的墓，墓是土和石头垒的，长了青草容易招惹羊群。2020年清明，韩正雨给父亲重新用砖砌了墓，镶嵌了大理石墓碑，碑文镌着“青山绿水千古秀”，拜台旁还蹲踞了两个小石狮子，成了韩家洲先人墓葬中最体面的一座。两年之前，移民们和旅游公司的施工队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一家移民的祖坟被施工损坏，先人的骨殖被挖掘机的利齿刨出，引发了移民们久已郁积的愤怒。30多名乡亲多次上岛阻拦施工，砸烂了挖掘机和汽油桶，并且当场让施工人员下跪认错，事情闹得很大，旅游开发被迫中止，韩家洲的面貌因此一直保留到今天。虽然祖坟得以保存，上坟依旧变得一年比一年困难。远隔千里的交通和时间成本之外，单是乘船上岛一项就日益艰难。汉江全流域十年禁渔之后，渔船已全部被收缴，移民们渡江前跟村上交涉，说是没有船，最后总算联络找到一艘船只，需要很高的收费，移民们觉得受到了损害，起码上岛烧纸是应该得到免费保障的权利。就算这样的船，也不敢保证下一年还有。专程从千里之外的移民村回老家来上坟的举动越来越少了，多数情形是回老家时顺便，或者留在老家的后人来烧纸。迁坟下去的诉求也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回到老家入土的人却越来越多。水娃子即是其中一例，他受到了一个叫韩天堂的人的效仿。迁移到随州石府移民村之后，韩天堂在2015年查出自己得了肝癌，就跑回老家投靠女儿，准备死在家乡。他如愿以偿，埋在了堵河口加油站附近的山上，遥望汉江。当从老家携带的棺材和木料用尽，移民村的地皮也日渐安放不下后死者，已经下葬的人在火葬的风声中也不安稳，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在大限将至之前提前回到老家，觅得落叶归根和入土为安。金存壮的母亲在银莲湖待过几年，患上了直肠癌，病中的她思念老家，等到病情严重了，金存壮就和在老家的姐姐商量，将母亲送了回去。房子窄的姐姐在自家旁边盖了个简易棚子，将母亲安置在棚子里，寿材是现成的，去世之后就地落葬了。银莲湖移民村近年来去世的老人中，有五六个人都是这样安排的。还有的老人病重放弃抢救，出院直接拉回老家，人在半路过世，仍旧回了老家安葬。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接受了就地火葬的安排。韩天鹤也有年纪大了回十堰居住的计划，“一定是要回去住的”。2022年回十堰过年期间，他一再跟韩可以提起，希望在辽瓦店江边购买带菜园和墓地的当地小产权房，用于终老。和别人不同，他甚至有回韩家洲隐居的打算，提到自己挖的这个石洞，虽然塌了一半，还可以住人，只是没有水电。看来在他的心目中，落叶归根死得其所，是一个认真的打算。也许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回流。黄金水道的反光2014年的一个秋日，我走进旬阳县老城原粮食局的一幢两层仓房。仓房在老城接近顶坡处，若无小巷遮蔽，可以俯瞰环绕而过的汉江，门上贴着“一帆风顺”的对联，挂着原交通部部长钱永昌题写的“中国汉江航运博物馆”木牌，楼道里散落着粉刷用的涂料桶，表明这里刚刚粉刷完工，还没有对外开张。楼道不透光，一片黑暗，开了灯，墙面上闪闪烁烁的码头航线标示和橱窗里各种水上文物显现出来，包括马灯、油篓、铁锚、望远镜、侧钩鱼叉、电报机、竹编纤绳、搪瓷缸，以及船上钉钉子用的手扯钻、靠岸缓冲用的靠帮球等，包罗万象，还有从虬子到鸦梢船的各类仿制标本。一层的各个房间更是满案满柜堆了没来得及整理的文物和资料，散发出灰扑扑的陈年气息。这里收集储藏的，是一部整个汉江的航运历史。发起人是曾经的水手刘贵棠。刘贵棠20世纪80年代被招工进入旬阳县航运公司，经历了汉江航运的落幕岁月。喜爱水上生活又热衷摄影的他拍下了大量照片，并开始搜集和汉水航运有关的一切物件，二十几年后建成了这座半民间性质的汉江航运博物馆，储存包罗万象又四下零落的汉水航运记忆碎片。无论馆藏如何丰富，这里储存的，只能算是汉水航运黄金岁月的最后闪光了。汉水的通航史源远流长，在中国河流大多呈东西走向的背景下，它从中游丹江口到汉口大体呈南北流向，成为历代南北漕运的天然水道。西周昭王南征楚蛮死于汉水之上，史载其大量征发民船搭建浮桥，可见当时汉水下游一带已有渡口和专业的船民。《尚书·禹贡》记载从梁州到中原的贡道是“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从四川盆地出发，溯嘉陵江而上，转入汉江水道东下，再翻越秦岭进入渭河，顺流再次东下，抵达中原。战国后期楚国铭文记载，楚怀王为商人鄂君启节颁布船运免税通行证，可以在汉水及其支流唐白河航行，并且上达十堰郧县和陕西旬阳的汉江上游。可见当时汉水中下游商业航运已大行其道。



汉江航运博物馆收藏的船上老物件：油篓、马灯、斗笠和草鞋。汉唐时期，西安和洛阳先后成为两大都邑，南方的物资需要大宗北运，汉水的重要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时期有大臣建议开凿褒斜道漕运，由渭水溯斜水至秦岭北麓，翻越秦岭后沿褒水而下至汉江，南方物资由长江入汉水，由汉水至汉中，沿褒斜道漕运至长安，中间仅需以车辆转运百里路程。东汉迁都洛阳后，南方贡赋船队沿湘水而下入长江，再溯汉水而上至襄阳，经汉水支流唐白河达河南南阳以北，再翻越方城山，由驿路转运至洛阳，形成“南船北马”的水陆联运路线，襄阳从此成为南北漕运中心，汉江则为动脉。三国时代，司马懿从南阳远征汉中，数万人水陆并进行至西城县（今安康），试图“由西城溯汉水”，因大雨连下一个月而作罢。诸葛亮身亡后，蜀国大臣蒋琬也曾提出水师由汉中出发，顺流东下袭取安康、郧县以至襄阳的设想，因担心战败难以退兵而作罢。这说明当时汉江的上游已可以航行大规模船队。即使是在隋唐开凿京杭大运河之后，汉江漕运的地位并未下降，原因是东西两京都靠近汉水上游，南方物资经由汉水——丹江、汉水——唐白河或者早先的汉水——褒斜道都可便捷转运至京师，汉江漕运线因此在《新唐书》中被称作“襄汉贡道”。尤其对于长安来说，东线经大运河——黄河的漕运路线受阻于潼关之险，不如襄汉贡道便利。安史之乱中东线大运河被叛军阻断，汉水漕运更是成为帝国生命线，从此一直到南宋末期，汉水漕运都处于鼎盛期，大宗物资是南方北运的粮食、茶叶和北方南运的盐、明矾，由此也带来了沿线的繁华。襄阳、南阳一线历代名士辈出，人文发达，诸葛亮、习凿齿、孟浩然、米芾都是此中俊杰，跟汉水在航运上的地位密不可分。直到南宋末年决江汉湖泊之水以为水柜抗元，江汉一带方圆300里尽成泽国，漕运河道湮没。加之元明清建都在南北两京，漕运主要通过大运河，汉江漕运失去了转输京师的地位。但“南船北马”的作用并未消失，仍是地区性的水运要道。这种地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一直到丹江口建坝之前，虽然受到铁路和公路运输日渐发达的影响，汉江上仍不改千帆竞发、火轮与帆船交错的盛况，岸边则是纤夫如弓弦列阵的身姿和迤逦回荡的船工号子，沿途大小码头的水面被林立风帆遮掩了大半，在修建襄渝线需要大量物资的刺激下，汉江航运更是达到了高潮。1973年，丹江口水坝一期工程完工，没有设计船闸，只能通过升船机翻坝，极大程度地阻隔了上下游水运，以后上下游又开始梯级建坝，航道节节分割。加之铁路襄渝线建成通车，分流了沿线的运输需求，汉江航运的黄金岁月倏然迎来了它的落幕，从此陷入近半个世纪的沉默。



汉江航运博物馆里的码头、绞滩站示意图。近年来，出于国防需求和利用梯级电站库区通航的考虑，国家交通部门重提了“黄金水道”概念，对于汉江下游和中上游分别编制了1000吨级别以上的“高等级航道”和500吨级航道的规划。但由于多座水坝上没有船闸，升船机长年闲置，以及水坝发电带来的水流猛增猛减影响，船只通航艰难，重现“黄金水道”至今仍然停留在纸上，只有一些初期的拓展。世代依托汉江水运为生的人们，生活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纤夫、水手、太公（船长、驾长）、航标员、绞滩站员、渡口艄公，以至依托汉江而兴盛的沿途商埠船帮、商户、居民，都不得不经历世事代谢，几度沉浮之下，最终告别这条哺养了千百代人丁的河流。汉江航运博物馆的墙上悬挂了几十位往日老船长的黑白照片，他们的记忆和心灵，仍旧和逝去的船工号子一起，随奔流的江水激荡回旋，在幽深寂静的走廊里似乎清晰可闻。纤夫“拉纤，是上滩的一碗饭。”2016年秋天熏然的阳光下，随州万福店凤凰山移民新村一排空荡的房屋前，83岁的韩正龙眯起眼睛回忆。他像还在船上那样敞着胸膛，领受一生中剩余的阳光。胸膛的古铜色和脚踝的风湿，都是长年的纤夫水手生涯带来的。当然，承力最重的部位是肩背，那上面不知负载过了多少纤绳的重量。“在黄滩，水太大，船陡然打横了，我赶紧把搭包子[1]脱手一扔，一个趔趄，船就下滩了，射箭一样冲出去老远……”这只是韩正龙经历的无数险情中的一次，在我遇到的众多纤夫中也不算特别。船上不了滩，在激浪冲击下打横掉头时，如果纤夫不在瞬间撒开纤绳，会被巨大的力量扯落险滩，九死一生。汉中洋县渭门村的楚勇至今记得，当纤夫的父亲有次拉纤回家后，背上有肿起的瘀伤，询问之下得知父亲拉的船打横了，父亲没来得及甩脱搭包子，人被纤绳带过去摔在石头上，肩背受伤了，还好没有摔下河。就在本世纪之初，子午河上有个船主请人拉纤，一共三个人，遇到急水船上不去，打横了，拉纤的人有个掉在河里，不会水性淹死了，赔了2000多块钱。从20几岁起，韩正龙就长年“趴在河坝里”，下水（船往下走）是水手，在船上摇橹撑篙；上水是纤夫，在岸上拉纤。从十堰往上走到安康，往下一直走到武汉，返程一路拉上去。在一些险滩地带，也有专事在岸上拉船的纤夫。和一般的想象不同，纤绳是竹篾编制的，缸子粗，比起缆绳更牢实，行话叫作纤担。一根纤绳要四五根竹篾缠裹编织，一艘船有两条纤绳，长度能到30丈，差不多半里路，用一条小船专门装载和布设，大船还会在两岸同时设人拉纤。竹篾很硌人，肩膀无法承受，因此需要搭包子。搭包子是用一长匹布，两头卷在纤绳上，层层缠裹，搭在肩背上。遇到水急上不了滩，船打横了，“要灵醒”，赶忙把搭包子解脱扔掉，以免被巨大的张力拉下去，这就是韩正龙经历的生死关头。拉纤处在最后的一个人最危险，需要机灵。拉纤的路线沿河岸走，江中险滩往往伴随两岸的陡坡峭壁，拉纤被扯下悬崖摔死的人很多。这也是纤绳如许之长的原因，纤夫需要尽量寻找合适的落脚地。但江流曲折，纤绳拖得长了，就会遇到要过坎拐弯的地方，会挂在石棱上。为了防止纤绳在锋利的石棱上勒断，需要人把纤绳往起抬，前面的纤夫使力不能动，最后一人要去扛起纤绳。虽然如此，紧绷的纤绳仍会紧紧勒住石棱，千百年下来，汉江好几处陡岸的石坎上留下了纤绳深深的石槽，深度超过成年人的手掌横切下去，称作“纤夫石”，可以想见纤夫的肩上担负了怎样巨大的张力。根据安康船队老船长讲述，其中最明显的一处在安康东站附近汉江北岸，深度逾尺，至今历历可见。有时纤绳会挂在树枝上，也需要人往下扛，得冒着危险爬树。因此在逢年过节杀鸡宴请纤夫时，鸡腿专门留给在最后位置拉纤的人吃，答谢他多出的力和冒的风险。排头拉纤的人同样危险，由于要把富余的纤索担在肩上，吃了更多的压力，往往在危险发生时来不及摔掉搭包子。旬阳县航运社的船工喻世山是排纤兼喊号子的，1962年某天船行至棕溪耍滩时，船在江中打横，所有纤夫都摔掉了搭包子，而喻世山肩上担了几十斤重的竹纤，来不及甩脱，被掉头后退的船拖下悬崖摔成重伤，同样在船上当水手的弟弟用小划子将他运往蜀河卫生院急救，终究因为脑部受创过重而死亡。纤夫和船工出事死亡的风险高，身后事经常引发家属和船主之间的纠纷，历代下来汉水上形成了惯例，由船主给予一定的丧葬费用。旬阳县蜀河口杨泗爷庙（船帮会馆）内一通光绪八年（1882）的碑刻，记载了当时的行规。碑刻题为《杨泗庙船行公议水手遇难善后章程》，高105厘米，圆首龙文，章程由船行议事人商定，经旬阳县知事照准，具有乡规民约的法律效力。碑文开篇称“缘船户一业，以水为田”，说明跑船和种田一样都是生计，纤夫水手失事则由于“人生寿数有定，或因走风滑水，或失足落河，并有岩碥拌跌以及病故”，比较具体地列举了拉纤和跑船出事的各种可能，以下则陈述当时汉中至襄樊一带船帮向有惯例，“溺毙水手一名，船主给斋醮钱数串，火纸两块，白布二匹，已立案勒石”，唯独旬阳县不通行，引发种种争端，譬如“入船混闹、拦阻客货、诬控船主”等，因此特意在六月初六水神杨泗生日庙会上议定章程，规定船只若遇水手纤夫遇难，一面捞救三日，一面给予家属斋醮钱12串、火纸二块。捞出尸身的外送白布两匹裹殓，无需购买棺木和另行抚恤等。这通碑文侧面说明了当时纤夫水手出事丧生的频繁，以及吃水上饭人命的微贱。风险之外，拉纤自然是辛苦活。“六月间扑在河里，汗把眼睛都遮住了，”韩正龙回忆。陕西白河县一位老纤夫韩勇胜描述，“眼睛角都憋得多大”。天气热的时候，纤夫不穿外衣，一个裤头，肩上搭包子，人晒得黑红，俗话称“黑肘子黑腿，不是拉船的就是老鬼”。下雨天也要拉，除非大雨江里涨水才停，下雪天也要拉，拉得人浑身冒热气像蒸笼。冬天船搁浅了，人要下水去背，衣裤脱完，水齐胸口。收纤放纤时人需要下水，冬天江水冰冷沁骨。拉纤脚下路面坎坷不平，好鞋子经不起，穿的是稻草鞋，年轻时在汉江上游黄金峡拉纤的李先科回忆，有次“三天穿烂了六双鞋”。74岁的他，肩上仍可看出纤绳勒出的陈年疤痕。为了防止有人偷懒，纤绳的搭包子有个类似抖空竹的设计，每个人只有用力绷紧，搭包子的挽扣才能扣紧纤绳，稍有偷懒挽扣就松脱了，同伴看得明明白白。这种设计同时也便于出危险时松开纤绳，防止纤夫被拉下水。汉江航运博物馆成立后多方搜罗，也没有找到这种铜质的搭扣，但它却是关键。据李先科等人讲述，这种搭扣就是麻钱，插在搭包子打的死结之中，越使劲卡得越紧，一松劲铜钱掉了，搭包子和纤绳也就脱离了。在韩正龙的口中，拉纤也叫“扑滩”，要往前扑下去，使狠劲。为此要有人喊“扑号”，一喊就一齐扑下去，船才拉得动。30吨以上的大船设专人喊号，不用参与拉纤，监督纤夫出力，喊号的人也负责观察船的动静，一旦船打横掉头立刻发出警示。朱汉春是汉江中游旬阳县航运社的老船工，也是“汉江号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他的父亲当年是专职喊号子的能手，远近闻名。2014年夏天，我在旬阳县老城山坡上的一个小卖部见到了他，回想起从小跟着父亲在船上厮混，目睹父亲喊号子的神气十足，朱汉春密布皱纹的脸上也现出了几分光彩，“伞一打，眼镜一戴，看谁不动就责怪”。即使是驾长太公，如果掌舵的路线不对，也会挨喊号子的父亲骂。当时航运社有几把喊号子的能手，叫作号头，第一把号子是从武汉逃荒上来的人，在武汉时就在船帮专职喊号子，姓赵，排行老幺，众人尊称幺爷，镶着一口大金牙，20世纪70年代去世。此外还有霍三爷，再下来就是朱汉春的父亲，也是几百个里挑一的能人。号头喊的号子大致分为上水和下水，和纤夫水手应和，还要区分倒档、上档、跑挽、扬帆、扯锚各种场合。上水拉纤的号子高亢急骤，“呦——嗬——呀”号头唱到“呀”这一声，纤夫也跟着“呀”地发力应和，同时使猛劲往前扑，船就上移一步。下来再是“呦——喝”，一声声地往上提拉，尾音很长，替纤夫把气提上来，再“呀”的一声使出去，这样一次次重复，纤夫听着号子，发力收力才能统一，号子乱了，船就要打横了。下水号子多半是为了显示，譬如经过码头河街，水手边摇橹边吆喝几声，示意船队经过，号子节奏悠长，和舒缓的摇橹动作配合，“摇——吆——喝——吔——喝——嗨——”，显得悠闲自在。江边如果有年轻妇女洗衣服，被引得抬头看一两眼，还会逗出水手带调情性的歌词，即兴发挥。朱汉春上过三年学，自小爱好花鼓子，他同时也是花鼓子的非遗传承人，在船上时会把汉江号子和花鼓子结合，譬如下面这段：吆——喝——吔——小小那个鲤鱼红了腮（摇橹的人齐应：喝——嗨）上江那个跳到下江来上江吃的是灵芝草——哟——嗬下江吃的是苦芹菜——吆——喂——灵芝草那个苦芹菜不爱玩耍我不来——喝——嗨……如果引得洗衣女脸一红，骂上两句，船工也就得了乐趣。汉江上最小的船叫梭子船，也称三匹瓦，装三吨，在平水只需一个人拉纤。到了上水，三四条船合在一起，三个纤夫加上两条船上的太公（驾长）一起拉纤，只用余下的一个太公在船上掌舵。家住黄金峡的楚勇就拉过这样的船，从渭门镇拉纤到一百多里地上游的洋县，全程要六天。一条汉水上游常见的鸦梢船，船员最少要七个人，五个人拉纤，过滩时三四个船并在一起，要十几到二十几个纤夫，几条过滩的船等到一起，水手彼此相帮，轮流拉各家的船上滩，叫作船帮。最大的鸦梢船重达三四十吨，过滩需要四条船上的水手合力，一天拉一个滩。如果水手合起来还是拉不动船，就要在附近找人帮忙，叫作添纤，要换粗纤绳，三四十个人一齐拉。有顺风时可以兼用布帆助力，风小就全靠拉纤。和长江中下游其他水流平缓的江河不同，汉江水浅滩多，即使是机动的轮船，也配备有竹编或者绳编的纤索，过滩时机器马力不够，船员和客轮上的乘客会临时下船拉纤助力。吕福成是安康轮驳船队的老船长，他在做水手跑货时，船上一共七名船员，遇到上不去的险滩，他要和二副、水手、炊事员、加油员一起上岸拉纤，也要用搭包子，有时也空手拽。现年70岁的陈明玉和吕福成同时参加工作，分配在客船上，20世纪70年代跑从白河县到安康的航线，卖散客客票。途中有几个险滩，过滩时客轮上的旅客全部下船，船上只留船长、轮机员和招呼拉纤的三个人，陈明玉也跟着下船，把纤索放到河边，跟几十名旅客一起拉纤，人数不够还在附近找人添纤，四毛钱一位，人机合力拉船上滩。船上了滩，乘客们和陈明玉一起回到船上，由刚才的临时纤夫回归为旅客和售票员，众人习以为常。一位叫王孝权的旬阳市民的回忆，可从乘客角度与陈明玉互证。王孝权曾在1988年搭乘过“跃进”号客运班船，船行至石泉县境内的二郎滩，因水流太浅，船无法上滩，船上的一二十位乘客都下了船，客串起了纤夫，合力拉船上行，王孝权也出了一把力。好在人机合力，不是太累，比之真正的木船纤夫自然只算客串。汉水上游的险滩众多，黄金峡是其中之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既引《汉中记》记载称“峻崿百重，绝壁万寻”，峡深水急，汉水在这段绕了个大弯，流经洋县、西乡、石泉三县，切开秦岭余脉，是险滩最多的地方，不到30公里就有24处险滩，古人有诗称：“九十余里黄金峡，二十四处白雪滩。”黄金峡本地的水手们讲述，上行的船到了这里，纤头（领头拉纤的）要换成本地人，才知道滩中哪里有大石头，如何引导规避。拉纤的最好也再请两个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起配合拉。在一处河口，纤绳把山上的石头勒出了深壕，这里也要请本地人把纤绳抬过去，外地人立足不稳、力道不均容易摔跌。对于外地的纤夫来说，黄金峡的滩头是一场噩梦。一条滩拉出头，到了刚搭上口子要上滩的地方最危险，里面的水平，外面的水急，阻力最大，必须使狠劲扯上去，不然不仅前功尽弃，还可能船毁人亡。1986年，楚勇开商店去武汉汉正街进小百货，遇到一个80来岁的老摊主，一说自己是黄金峡的，老头儿眼睛放光，连说：“我年轻时差点死在那儿。”老头儿年轻时是水手，抗战时候拉船上汉中，一路走都不怕，在黄金峡过滩时船翻了，他落了水被当地人救起来，眼看着大船没了，一直到晚年，提到拉纤都后怕。在汉江最危险的几处险滩，曾经出现过机械绞船设施。汉江航运博物馆展厅的航路示意图上，起伏闪烁的小灯标出了兰滩、观音滩、蜀河红龙滩三处绞滩站。《陕西航运史》记载三处设施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三线建设需求，最初的原理是在上游建立庞大的水轮，缠裹缆绳，利用水力冲击转动水轮，反方向拉紧缆绳，带动船舶上滩。1975年之后交付地方航道队，对上滩船舶按每吨0.3元收费，1979年设置卷扬机，以柴油机牵引船只上滩。绞滩站在汉水上存在了20余年，却在纤夫和船工记忆中缺乏存在感，几乎没有人提到曾经使用过，有的老船工认为绞滩站是用来把船只提升上岸进行修理的。但在跑公家客轮的陈明玉记忆中，倒是每次都会用到，打招呼之后，绞滩站放小划子运一捆钢丝绳下来，在船头挂好，开动柴油机绞船上滩，过程有一定的危险，譬如钢丝绳绷断。上滩之后，解脱钢丝绳之时，要特别小心，避免钢丝绳落下来缠上螺旋桨。根据陈明玉回忆，不论客运货运，还是轮船木船，绞滩站都是免费的，这又和上文的航运史志明文记载不合，大约公私有别。当时流传下来一首描述绞滩站职工生活的打油诗，从侧面反映了绞滩站业务的冷清：“爹妈二人心放安，儿在汉江干绞滩，每月挣钱三十三，除了伙食无烟钱。”进入20世纪90年代，红龙滩和兰滩绞滩站先后撤销。机动木船还有一种自我绞滩的办法。安康航运队老船长吕福成讲述，他开始跑船的时候，船上携带钢索，船头有个绞盘，遇到险滩不能上水，船上派人携带钢索，到岸边寻找大树或者其他牢靠的岩石，把钢丝绳绑上，船工用绞盘人力往上绞，配合机器动力可以上滩。对于纯粹的非机动木船，这样做则超出了人力极限，只能依靠岸上纤夫。20世纪70年代后期，机动（木、铁）船开始在汉江上普及，最初是机帆船，后来则拆除船桅成为纯粹的机动船，纤夫的身影渐次从汉江两岸消退。但汉江上游是乱石河底，多浅流险滩地带，机动船螺旋桨吃水深上不去，要靠适应能力强的非机动木船转运。因此，汉江上游以及各支流的民间船只大部分仍然是人力拉纤的木船，譬如在黄金峡，拉纤一直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汉江上中游最后一代纤夫，韩正龙和韩朝勇、李先科都经历了曲折的命运。“我是个造孽人”，韩正龙说，他年纪尚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又是个瞎子，“我连个住处都没有”，只好在水上混。好容易长大成人，自己盖了两间草房，从前订的媳妇又不跟他了，总算另娶到了媳妇，辛苦拉扯大五个儿子，也自小跟着他水上打漂。40岁以后，几个儿子渐渐长大，买了自家的船，韩正龙当了船长，渐渐告别拉纤生涯，直到晚年又碰上南水北调移民，在远离汉水的地方度过暮年。走惯了颠簸的船头舱底，到了平地反而两脚打闪，多年积累的下肢静脉曲张开始现形，端午节去打艾蒿，碰到一个石头摔倒，两腿都受伤了，捆了两三年的布，这两天才解开，脚背上还留着缠布的白印，只能坐在马扎上打发时光。李先科在货运衰落后跑过一年多客轮，船烂了之后被迫告别水上生活，在渭门村上经营一家小旅馆，生意清淡，聊以维生。朱汉春1998年从半倒闭状态的航运社退休，没有积蓄，自己办个小商店卖鞭炮为生，后来又赶上国家限禁烟花爆竹。好在他在船上喊号子和唱花鼓中积累了特长，拉起了一拨人，在红白喜事上吹唢呐打响器，靠此维生，但心里从来没忘记船上的生活和汉江号子。晚年的时候赶上国家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的私人爱好总算有了个名头，有人找他录拉纤的节目，喊汉江号子，但离开了当时的环境，“总觉得不是那个味儿”。朱汉春的小卖部周边地势陡峭，破敝的民居像是挂在坡地上，很多已经搬空，让位给荒草灌木。小卖部仅可容身，生意冷落，坐在小马扎上的朱汉春裸露两腿，凸起像蚯蚓一样蜿蜒的青筋，和韩正龙一样，这双船工的腿没有逃过静脉曲张的宿命。请他喊两句汉江号子，他清了清嗓子，终究还是没能喊出来。山下的汉江依然流过，但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流速，成为下游蜀河水库的水尾，江上也没有号声帆影。他心里的声音，在江面上已经永久逝去了。水手、拦头、太公纤夫在船上的一面就是水手，1949年以后叫作船工。水手不是一份光鲜的职业，尤其对于成家娶亲来说。汉江上流传一段谚语：妇女不嫁驾船郎，朝朝日日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了一抱烂衣裳。在大集体年代，当水手和在岸上种地，都是生产队的安排，韩正龙在船上干一天，和在岸上种一天地拿同样的10个工分。四季拉纤的辛苦不必说，冬天水浅船底搁浅卧滩，还要赤脚跳下刺骨的江水把船扛起来，和元宵晚会上表演的玩船一个样。拉纤的风险之外，遇到下水撞礁、上水打横头，船翻了，滩陡浪急之下，水手也不一定保得住性命。1985年前后，楚勇和另两个人合伙承包了生产队的一条船，装运木柴往下游石泉县境销售，一个人在后梢掌舵，楚勇和另一人在前舱划桨，船在四浪滩触上暗礁，船底被打穿了，水往里涌，楚勇和同伴连忙拿睡觉的被子堵住缺口，紧急靠岸，算是躲过了一劫。但在渭门村，大家仍然抢着去当水手，生产队一共有三条船，上船干活要排队轮换。原因是沿途有风光，不像种地沉闷，六天时间到了洋县县城，又可以玩上三天，一样计工分，还给五毛到一块钱的补助。船上的油水开得足，吃得好，为的是有力气拉纤摇橹。走长水的船，行程更显得自在，“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白河县的老船工韩勇胜回忆，“文革”前为公家船当水手，往下游到了丹江口，先上岸去各家单位“拜码头”，到航管所登记，等待公家派货、调配，档期可能要等上几天到半个月，卸货装货是码头搬运队的事，水手就是吃了睡，睡了玩。白天上岸去市里逛街、坐茶馆听戏看演出，晚上回船住宿。如果是在1949年底以前，还有窑子可逛，消除单身在外的苦闷。朱汉春记得一句形容水手的顺口溜，“过悬崖像猴子，上险滩像狗子，上街了像公子”，指的就是他们在出力和休闲时的不同情态。在外时间长，行为自由，难免滋生出一些露水情缘，尤其是有钱有身份的船长船东，汉江上也流传着大船东下汉口交了情人，最后落得人财败亡的故事。和木船上的水手相比，机动船上的船员免去了大部分的拉纤之苦，只需偶尔下水牵引船只泊岸，和招呼码头工人装卸，职业显得更为轻省自在。1986年3月7日，22岁的刘贵棠招考进航运公司几个月后，迎来了水手生涯中第一次远程航行。船从白河出发，下丹江口转运货物。他在日记中写道：“早上，江面上雾蒙蒙的，白河山城好像是笼罩着月白色的白纱，这是多么秀丽的风光呀。这是大自然之美。我赶忙对好镜头，按下快门，把这自然之美风光之美摄入镜头。”刘贵棠喜欢摄影，也爱在安静时看书，水手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这一次下丹江，沿途经历都详细记载在他不带格子的记事本上。第二天十点，船在丹江码头靠岸。刘贵棠记载了他和另外几位船工师傅一起，下船去逛丹江街。丹江街市面繁华，姑娘的打扮时髦得体，比上游的白河新潮，引发他关于外表和内心之美的一番感慨思考。接下来的几天，船舶都在等待装货，刘贵棠和伙伴们有足够的时间逛街、喝酒，当然还有他喜欢的在船上看书、摄影。3月11日他们再一次上岸逛街，去了丹江口市最大的五金商场公司，日记记载“这里洋溢着录音机发出的动听入耳的歌曲，还有舞曲，还有轻音乐……立体的音乐立体的五金构图把我带进了一个童话般的皇宫里，多美妙呀……”3月12日船舶开始装货，货物是丹江口市产的姜酱醋，也捎上了航运队自己要的米。起航回程时正是傍晚时分，刘贵棠又拍下了很多照片。他在日记里记载：“江面上的夕阳太迷人了，以致我无法形容。”回程用的时间更长，降雨后雾气给航行带来了困难，有几次因为找不到航线而被迫抛锚。回到白河境内，要在一个叫棕溪的码头下货，这个码头令人头疼，“尽是乱石头，而且水浅，河风又大”，船难以靠岸。早春天气的江水还很冷，水手们不得不下河干活，帮助船靠岸停泊。几天之后，货船才返回了白河码头。这年八月下旬，刘贵棠经历了更远的一次航行，从更上游的旬阳县下行到武汉附近的仙桃，装运农副产品。这次航行需要翻越丹江口大坝，刘贵棠记载“丹江大坝是湖北有名的库区风景区，坝上的风景非常美，我在过坝时拍了照”，事后在船舶从丹江街口起航时，刘贵棠还“就丹江坝上坝下的风景，风土人情在思考着”。过坝之后，船舶在襄樊水域的太平店搁浅，用了两个小时自己浮起来，晚上航行到宜城休息。到达仙桃后，货船照例停泊了几天等待装货，喜欢运动的刘贵棠每天清晨上岸在江堤上跑步，还结识了一位晚上在江边吹口琴的青年小吴，第二天小吴来船上玩，两人一起上岸去看电影《喋血黑谷》。这次船只运载的主要货物是粮食，装船时遇到暴雨，事后不得不“倒仓”，这项工作需要水手自己来做，就是把打湿了的粮食倒进干燥的袋子里，“比较辛苦”。远航的机会难得，公家货物之外，刘贵棠还和同事们一起在市场买了坛子、水缸、搪瓷杯，包括一个给自家小孩用的自行车座。船在仙桃停靠了一周多才启程回航，回到白河已是九月中旬。整体航程中除了突发情形引发的辛苦，总体来说还是轻松和令人愉悦的，成了他以后眷恋水上生涯的起头。但自在的另一面必然有辛苦，修螺旋桨就是机动船上水手的鬼门关。过浅滩时螺旋桨容易被砂石打坏，需要船员下水更换。不论木船铁船，螺旋桨安装的位置都在船尾一个稍微凹进去的空间里，需要在船前端压上石头，让尾部微微翘起，和水面之间形成一个狭小的换气空间。根据水手陈明玉回忆，空间小到不能露出整个头部，只能把鼻孔露出来呼吸。水手游泳钻进去，仰脸露出鼻孔，就在这个空间里更换重达七八十斤的螺旋桨，将螺旋桨后部一个带销子的螺丝拧掉，船上的人通过垂直通道把坏了的螺旋桨吊上去，再吊下好的螺旋桨由水手安装好，整个过程费时半小时左右。“很不好弄”。尤其遇上冬天，下水前要喝白酒，下水之后一个人待不了很久，要两名水手轮流下去换，“人感觉要冻僵了”。上船之后要赶紧钻进热气腾腾的轮机舱，赤身用发动机循环冷却的热水往身上浇，洗个热水澡，人才能缓过来。船工吕福成回忆，有时一天螺旋桨要打坏好几次，船工也就需要下水好几回，来来回回喝酒洗澡，仗着年轻扛住。有一次在冷水滩，绞滩站钢丝绳缠住了螺旋桨，陈明玉和另一个人下去轮流斩钢丝，用锤子砸，用了一个多小时才砸断。那时正是阳历三月份，水很冷。这些经历使陈明玉的身体落下了寒气，老年时常关节痛。汉江最小的三匹瓦木船上有两三个水手，到了载货10吨左右的船，有五到六个船员。一个好的船员，不会只满足于做纤夫和水手。在岸上，要争取当纤头和号爷；在船上，则是拦头和太公。拦头的人不事摇橹，手执木棹站在船头，需要脚下站得稳，手上有力气，眼疾手快。棹又粗又长像大炮筒子，遇到搁浅转拐，或有撞上大石头的危险，都要赶紧来上一棹。船工喻世林的儿子喻培鸿回忆有次跟随父亲乘船，顺水放舟从旬阳回蜀河行经狗窝子滩，太公事先一声吆喝，水手们冲向大炮筒一般长长的棹，个个双手环抱棹把。汉江在这里急拐弯，船像箭一样冲向岸边，听得拦头的一声吆喝，水手们双手齐刷刷高高举起，将棹插入浪中，奋力连扳几下，使船头改变方向，避开了岸礁冲下，“吓得我蹲在舱里大气不敢出”。黄金峡有一处险滩叫沈滩子，岸边一块冲水石，正对着拐弯的激流，枯水期露出江面，涨水时就淹了。每次过船，拦头的需要一篙使劲扎在这块石头上，借助后舱太公的转舵，船才能转过弯来。长年累月下来，石头被竹篙扎出了一个眼，不管水涨水退，拦头的凭感觉一篙正好扎在这个眼里，越扎越深。这也就是大船到了黄金峡要请本地拦头的原因。机动船上也有类似拦头的角色，叫作测量员，手持一根有刻度的竹篙，用来探测水流深浅，辅助太公选择航道，停船靠岸或者离岸出发时也可以往驳岸来上一篙。刘贵棠当年在船上担任的就是这个角色。拦头的人危险很大。年过80岁的楚建忠年轻时有一次给别人驾船，在船头拿着竹篙当拦头，一篙撑得近了，船开得又急，篙被别到船舷下边，巨大的反弹力把楚建忠摔了出去，落到涡流之中。楚建忠不大会水，所幸涡流把他旋到岸边，算是躲过一劫，直到暮年想起来仍然后怕。韩勇胜开始当船工的时候，跑的是自家的小船，他和二哥三哥是水手纤夫，大哥和父亲分别在船头船尾，一个是拦头，一个掌舵当太公。韩勇胜后来也当上了拦头，父亲在70岁那年退休后，他又当上了太公。太公是全船安危所系，一船之长，靠一副舵把握航向。木船的船舵不同于影视上时常看到的圆形方向盘，位置在船尾，由一根舵把联结水下的舵身操作。汉江航运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支鸦梢大船的船舵，有几十厘米宽，两三米长，头大尾小，像一幅庞大的扇面。根据造船老工人的讲述，大船的船舵能达到一丈多长。太公利用杠杆原理扳动舵把，舵身就在水下来回摆动，控制船的航向。扳舵有时要费很大的劲道，与冲激的水流抗衡，有时甚至会把舵把扳断，人被别下船去，黄金峡的老太公姜启顺就遭遇过如此惊魂一幕。即使是机动船的方向盘式舵把，也是借助拉长了的杠杆效应，有时需要连转上十几圈，非常费力气，在液压装置发明之前，有时需要两个人一起使劲，才能转动舵盘。力道的轻重，手法的精确，反应的快慢，决定了一条木船的生死，因此舵手才有资格被尊称为太公，“太”即是大，极言其地位尊崇。民国年间，汉江上最大的10万斤重的木船，太公驾船从旬阳蜀河下一趟汉口，来回的报酬是2000块大洋。当然太公的责任也大，如果船沉货没了，他要包赔船老板和货主的损失。很多大船的太公本身就是船东，但也有专业聘请的太公。太公首要的是熟悉航道，带领船只避开浅滩。“水翻的花有好大，是快是慢，水有多深船能过，都要靠记忆。”韩勇胜说。江水变化无常，石头时隐时现，在没有航标的岁月，航道区分为老泓和沙泓，老泓是主干道，水小时走老泓，水太大时才走沙泓，水浅时走沙泓就会搁浅。精通水道的太公，熟悉老泓沙泓的深浅变动，能够指导航道队修理航道。陕南航道队的老职工何显明有一次随工程队到蓝滩耙泓，请了安康一个有名的焦太公来指导，歇气抽烟时何显明有意向他请教，焦太公说从汉中洋县黄金峡到汉口，汉江上有多少个滩，各自水有多深，哪里有暗礁石头，他心里都一清二楚，“驾船的人装的是一肚子石头”。不过滩时太公悠闲，不过是抽大烟睡觉，心里却要一清二楚，过滩时逗得了硬，不能有一丝含糊。相比于行船搁浅，撞石沉船是更致命的事。洋县黄金峡四浪滩江心有四块礁石，把江流切割成S形航道，外地太公根本没办法避开，只能换本地的。有一位黄金峡本地的太公，名叫史洪贤，家住在代阳滩背上，他只负责驾船放这一条滩，也只有由他驾船来通过代阳滩才安全，因此在水库修建之前，他一直都不曾失业。汉江中上游多险滩急水，晴日清流急湍，枯水期水位清浅，光线下布沙底，叫作“晒滩水”；涨水时则满江洪水。《水经注》即载堵河口至郧县间有“涝滩、净滩”，“行旅苦之”，并有“冬涝夏净，断官使命”之说，意思是容易人财覆亡，引发官司。据《陕西航运史》和《旬阳水运》记载，民国年间汉中南郑至安康有72道滩、82道钻子。所谓钻子，即中流突出之连山石咀，或中流暗礁，水小时即呈现为星罗棋布的明礁。安康至白河段有险滩56处，平均2.78公里河道就有一处，有蓝滩、耍滩、狗窝子、溅子等名目，地质类型则有溪口滩、崩岩滩、卵石滩、基岩滩等，各具险阻。清代学者、曾任陕西按察使的王昶在陕南任职期间，曾经泛舟巡视汉江，他留下的诗句历历记载了当时白河县境内汉江水道的艰险和挽纤的辛苦：津吏忽来言，浊流涨清汉。缘溪数尺高，洄流疾如箭。我时仍发船，滩滩闻濆漩。逆上次蓝滩，悬涡益飚悍。殷空雷霆驱，触石冰雪溅。远疑鹥鸥翔，近逼蛟蜃战。长年尽呼啸，小史剧奥眩。出险乃斯须，安危竟一线。我生鹜远游，所适骇闻见。清浪暨江门，性命会梦幻。独怜挽船郎，百丈累鱼贯……（王昶《自白河至蓝滩》，载嘉庆版《续兴安府志》卷六《艺文志》）即使襄阳以下的汉江中游，也是水流湍急，滩礁密布，枯水期为船只之大患，著名者即有凤凰滩、叫驴滩、格垒咀、剑口滩等处，行船容易搁浅倾覆，上滩需要将货物提驳，过滩再装船，船工称为“神沙”“神石”，以示敬畏。紧邻襄阳的崔家营下游，江心有一处险礁叫作“将军石”，如同瞿塘峡口的滟滪堆，古往今来不知撞沉了多少大船，夺去过几许人命，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航道部门用炸药摧毁。同期炸礁非止一处，譬如1952年对凤凰滩炸礁600立方米，又用挖泥船疏浚。1954年爆破猪圈湾、牛首、格垒咀、白虎山等滩礁。各类险滩对船只的威胁各不相同。以白河县为例，县境内汉江从上往下游有蓝滩、观音滩、长滩、月儿滩钻子、洗把沟滩、麻虎沟滩、牛家湾滩、大王滩和白石滩共九个滩，其中观音滩、长滩、大王滩三处水下有巨石，水枯季节大船容易碰触；洗把沟滩水浅，枯水季节最易搁浅，但无沉船之虞；蓝滩、观音滩、麻虎沟滩长年水流湍急，木船上水拉纤容易打转倒退，下滩船如脱缰之马，稍不留神则触岸或被大浪掀翻，船家因此有“滩上富贵滩下穷”的谚语，指的就是过滩时的祸福两重天。航道艰险，汉江上翻船的事时有发生。1944年8月第五战区安康后勤司令部的大划子船从安康去旬阳接人，在黄洋河附近的老君关滩头遇险，汉江洪水掀翻了船只，27名船工落水，其中五人顺水漂流30里后被摆渡艄公救起，其他22人全部遇难。安康后勤司令部为此举行了葬礼。1945年夏，部队的一船粮食军火在蓝滩翻船沉没。韩勇胜记得的一宗是20世纪90年代，十堰天河转运站供销社的一条机动船满载龙须草，下水运往襄阳销售，因为冬天水浅，走到白河县城下游30里路的板桥搁浅，连货带船都没了，三个水手游上了岸，船是后来请人打捞上岸的。进入本世纪之后十余年，黄金峡三花石一条采沙采金船被暴涨的洪水冲走，撞上一座施工中的桥梁，几名洋县籍船工落水受伤，送往西乡县医院救治。姜启顺曾经多年为供销社跑船运货，和另一名水手配合，驾驶自家五六吨重的梭子船往来洋县和石泉之间，运输龙须草和枸皮等物资。虽然从小跟随父亲在船上，他却没能精通水性，偏偏又遭遇了几次船难，一次是很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帮别人守船，江水大涨冲走了船只，一直顺流漂下西乡县境，在碾子河口碰到桥梁翻了船，船倒扣水上，两兄弟落入江中，被一条采沙船上的人搭救起来。自己当太公驾船之后，一次是在打船滩，姜启顺在后舱操纵船舵转急弯，年久朽坏的舵把忽然断裂，正在用尽全力的姜启顺被舵把拨下了滩，龙须草装得太高，在前舱拦头的伙伴没有看见姜落水，姜启顺顺水漂了一两百米，才抓住船帮获救。另一次是下雨涨浑水，看不清水下情况，船在泷滩触暗礁沉了，姜启顺抱着一块工具板子划水到岸边，船和柴火都打了水漂。这次事故之后，姜启顺无船可驾了，只得出门打了三年工。黄金峡中段鳖滩得名于江心有块大石头，形似鳖，江边修了一座龙王庙，保佑行船平安，关于庙的起源有一段传说。一个武汉船主兼太公带领船队，装载洋油、洋布运往汉中，又从汉中装载桐油、花椒返航，途经黄金峡，船只停靠在金水河口江边沙坝，因天气炎热，太公带家属上岸游玩，不料原本的晴天忽然狂风大作，船被刮走了，太公在沙滩叩头，请龙王救船，许愿修庙，第二天他看到船在下游一公里处，缆绳和铁锚卡在大鳖石上，船只完好无损，就还愿修了一座龙王庙。由于船只倾覆甚多，人命死伤惨重，需要救护、打捞和安葬，也杜绝有人乘水打劫抢捞财物，清代黄金峡船帮还订立了互助条约，勒石立碑。石碑立于金水河与汉江交汇处鳖滩半坡崖壁，至今尚存，高约两米，下半掩没于荆榛荒草。勒文虽经漫漶，尚依稀可辨。根据当地文史爱好者刘建章等人的整理，石碑全文如下[2]：盖闻救蚁埋蛇，身得荣贵；济急惩厄，德及子孙。要无继善行之显报也。黄金峡者实属之最险之所，往来船只多受惊怖，倘有不利，货物漂流而人众坠入水，被两岸人夫只知捞货，希图卖资，并不顾人性命，即有人依货漂流，率皆舍人而抢货，凡此皆习俗所致，而众无可如何。我船帮人等何患其惜，不恐目视？会同商议公立拯济会议，备救生船只。凡有遇事时于水中救一活人者，给钱百文；捞一死尸者，给钱百文；众人知救人有功又不失其图财物利之益。久之济急拯恶之心油然而生者，尝不止我等已也。兹倡首诸人各出私囊救助，共成斯本，嗣后上下船只除旧规香火钱外，每船助钱百文，以善其继凡四方。仁人君子有愿乐助者，众祈解囊帮助，但得积有成数，购置义地捐施棺材，将见生者土戴，淹死者阴感，商贾船只平安，莫不尽不从，此善行所积而废也。至于勒石书名，永垂久远，是又在已成之日，当不泯众性之善念也。是为序。汉江船帮公置义地买明两处：大龙滩义地山主　　江永贵鳖滩江口义地山主　　李文举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吉日众船帮首事公议仝立碑文涉及落水者救助、尸体搜寻、船只财货打捞、死者埋葬用地、来往船只缴费多方面内容，从淹死者需要专门购置义地埋葬、尸体需要奖励人打捞来看，当时汉江上船难事故频发，不是零星个案。在这样的生死日常面前，太公肩负的职责，更显出千钧之重。因此其选拔也需要一再慎重，非日积月累，久经风浪，没有人可以随便当上太公的。在数十年的水手生涯中，楚勇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当上太公。“文革”结束之前，渭门村总共300人口，一共有五个太公，都是世家传承。太公的待遇要远高于一般水手。大集体年代，汉江中游身为纤夫的韩正龙一天挣10个工分，黄金峡的水手一天挣15个工分，而同一条船上的太公挣20个工分，出工补贴也高出水手一倍。上岸之后，水手要做生产种地，太公却是专业的，摆脱了陆上劳动。因此太公在村里地位风光，受人尊崇。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下游石泉水库扩容，公路运输日益发达，太公的职业辉煌才真正走到了末期。黄金峡最后一代太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生人，“60后”只有一个人学会了太公，也是因他身为太公的岳父传授。失业之后，一位太公曾经感叹说：“以前天天下石泉，现在20年没到过石泉城了。”2019年的一个秋日黄昏，黄金峡下游江边的一座路边小屋前，年过八旬的楚建忠坐着马扎，手倚拐杖，围观旁人下象棋。他或许是这一带尚在人世的最后一位太公，驾船的路线是从洋县往石泉运送粮食，再运往下游安康，赈济经受1983年特大洪水的灾民，装载量16吨。经历过纤夫、水手、拦头的磨炼，在船上生涯的末期，他才当上了太公，因为熟悉水情，为人机警，来往黄金峡没有发生过危险，但已经临近黄金时代的最终落幕。告别水上生涯之后，他双腿患上了骨质增生，行走需要拄拐，完全失去了驾船掌舵的神采，只能坐在马扎上和几位后辈聊聊天。他们和他一样，都姓楚，也都有或长或短的水上生涯，如今只能待在山坡上的移民村房屋里，眺望已经变为库区的江面。暮色渐浓，楚建忠独自离开路边小屋，向山坳中归去，他的房子在山坳更深处。空旷的马路上，撑着双拐的他踽踽前行，每挪一步都分外艰难，渐渐消失在通向山坳深处的村道上，像是他那一代人最后留下的背影。



黄金峡江边小路上，最后一位在世的“太公”楚建忠踽踽远去的背影。一个时代的退场。鸦梢、大船、升船机2014年9月4日的那天，朱汉春带领我走进粮食局二楼汉江航运博物馆的陈列室，展厅里停放着样式各异的几种船只模型，泛着桐油的光晕，似乎它们刚刚从汉水岁月的深处走来。在柔和的光线下，朱汉春的眼神显出某种迷离。这些模型代表的汉水上大小船只，正是他当年在旬阳造船厂朝夕制造的。朱汉春的父亲去世得早，继父是老船工，从小跟着继父在船上长大的朱汉春，12岁就进了造船厂，从1960年开始一直造了20多年船，从前期的木船，到改革开放后的铁船。木船都是手工，从七八吨的小船，到载重60吨的巨构，都是一刨一凿慢慢打造出来的，下水一条船，十来个船木匠要忙活个把月，更大的船则要三个月。造船的木料有讲究，用的是红椿、花梨、杉木。花梨木耐泡而不经晒，适于做舱底，红椿和楸木做船帮，整棵顺直杉木做桅，杉木难得之后用青桐。但青桐不能做船身，不耐沤烂。桨、橹、舵的木料也各有讲究，五吨以下的小船配桨，桨把子用柏木，桨叶子用红椿木，取其耐浸泡。到了十来吨的船，配的是橹，用杉树料。船舵用红椿木。船篷用竹编帘子，帆用白布和竹架，纤绳用竹篾编。尤胜泉是蜀河红岩社的老工人，16岁开始当学徒造船，一直到1996年退休，一共在汉江的沙滩上造了34年的船。在他的职业经验中，“出样子”永远是最难的工序，指的是把做船底的整条木料由原始的端直改造成带有弧度的形状，具有汉江上木船两头上翘、船底带椭圆形的样式，具体又分为鸦梢、虬子、老鸹、摆江等不同形状。方法是用火煨。把活木料用铁卡分几段卡住，卡出需要的形状后，一面做工，一面用文火煨烤，等到水汽干掉，形状也就固定下来了。然后是刷桐油，用铆钉拼接成船板，再用钉子桐油、石灰、麻瓤混合的黏合剂糊好缝隙，不怕水。船工的全套工具有斧、锯、刨、锛、凿、锤等，依次有它针对木料的用途。一条木船的船帮就是一棵整树，锯子拉成两半，分为两侧。船底的木料和船帮都是三厘米厚，船帮顶上边的舷是箍船的骨架，需要五六寸厚。一条载重45吨的大船，船身宽度为2.4米，舱深1.2米，有三丈多长，两舷之间每隔1.5米需要横梁支撑，横梁的厚度是三厘米，船钉由船舷外向横梁的顶头打进，需要用五寸长的大方钉，起到榫卯的作用。船上所有的钉子都必须是方头，不能使用圆钉。小的钉子两寸长，用于铆接船板的缝隙。载重45吨的大船要用1000斤钉子，十来吨的小船则要用三四百斤钉子。俗话说“烂船也有三斤钉”不是夸大，倒是极大地缩小了造船真实的用钉量。在一处渡口的老船工家里，我看到了几颗遗留下来的船钉，确如尤胜泉所言，形制都是方形尖顶，有似楔子，长度远远超过普通铁钉，其中一根足有一尺多长，还有一条是“∪”形，有似抓钉。这些船钉锈迹斑斑，不知来自哪一条朽坏隐退的船只，和铁盒中同样锈蚀的造船工具一起，隐隐诉说着一个悠远兴盛的造船时代，也是朱汉春和尤胜泉职业的黄金年华。造船的地点大致是在沙滩上，便于材料运输和就地下水。木船完工之后，由人工拖下河，民国时要敬老爷烧香放炮，船身披红挂彩，请客收礼，算是完成了一桩大事。对于造船工来说，一年四季露天，只有下雨才搭棚子，夏天太阳晒脱皮，冬天皮肉冻出皴口。江风吹沙，导致尤胜泉的眼窝成了风泪眼；长年泡水，累积成关节疼痛。和船上的水手相比，少了一份自由新奇，苦处却没撂下，工价也并不高，1962年开始的学徒期一个月三块生活费，三年以后成为技术工，一天一块七毛，没有底薪，持续到1979年。20世纪80年代由于航运衰落，工资徘徊在一天两块钱左右，直到1996年退休，开始拿一个月170多元工资，好在是有了一份晚年保障，不像很多船工船长只能买断工龄，拿上几千块遣散费回家。和朱汉春类似，尤胜泉造船的黄金年代是参加工作的头十年，一年要连修带造一二十条船。20世纪70年代造船慢慢减少，到后来只剩下修船。木船三年一大修，两年一小修，哪个部位撞坏了要更换，修船工把船从江里提上来，将半边压下去，直到船歪起来，人钻进船肚子下嵌木头上去。无船可做之后，尤胜泉干过铁船改装的活计。安康造船厂出产的铁船只是个壳子，没有船篷，船家需要来蜀河加做船篷，尤胜泉和同事们把一块块的木板像箍桶一样，用榫卯联结起来，箍成半圆形，高度1.5米左右，可以住人生火。这项业务一直持续到尤胜泉退休，支撑了红岩社后期的生计。退休之后，尤胜泉还给个体户搞了两年，做摆渡用的小木船，这种小船都加装机器，因此船底尾部需要特别的凹陷，为螺旋桨留下空间。船舵的安装位置则在螺旋桨后边，顺应螺旋桨转动搅出的水流来操纵航向。汉水之上，划子是最小的木船，用于打鱼，一个人摆弄就行。汉中洋县真符村的渔民杨文山和湖北郧县“黑户”水娃子晚年划的都是这种。两只划子并排拼接起来，中间加几根横杠，像是挑担，就是担担船，杨文山有次在水上捡到过一只。再大的叫老鸹船，打鱼的时候做生活船，住下一家人，带船篷。船艄翘起形似老鸹尾巴，因此得名。另有一种课船，上面排列十余个舱位，每舱供一人作息，配置六把船桨，船速快，逆水一日一夜可行百里，顺风顺水可行四百里，是地主专门用于催租的。拉货的木船，最小的叫三匹瓦，也称舢板，只能装三吨，用一个太公一个纤夫，来去轻便。大一些的叫梭子船，装五六吨，用的是罗汉肚子船篷，受风鼓起，不用桅杆。再上去是虬子（也称鳅子）船，船舱深窄，载重十几吨，有十字形桅杆，遇风举帆，船员至少要七个人，是汉江上特有的货船，总量约2000艘。因为船艏船尾分别向回弯曲，有龙蛇虬曲之状而得名，适合装载值钱的细山货如桐油、生漆、木耳等。汉江下游水面宽阔，船的形制也和上游不同，最大的是襄阳出产的襄窝子，船长23米，宽有4米多，这种船中间部位低，两头逐渐升高，便于在大水急流中航行。1949年建国后为了加大运量，建造了仓浅、身宽、前舱敞开的摆江船，船尾是分开的两只向上翘起的丫杈。这种船只吨位庞大，适合在水面宽阔平缓的河段航行，有的是作为机器船拖运的驳船，运送龙须草、药材、造纸原料等不怕水浸的“泡仓货”。汉江上数目最多的船是鸦梢船，尾梢叉开上翘类似鸦尾，货舱口窄肚宽，吃水深，宜于乘风使帆，吨位从最小的四五吨到大型船的三四十吨，最大的达到五六十吨，据史志记载在汉水上下游总共达两万艘，用于运货。以汉江上游和中游交界的白河县为例，据统计在丹江口大坝下闸蓄水前的1960年，县境内共有鳅子5艘、摆江8艘、鸦梢3艘、梭子4艘、划子26艘。根据韩家洲老船工的讲述，载重十万斤的大鸦梢，民国时整条汉水上只有两艘，一艘在安康，船主叫董中义，一艘就在郧县韩家洲，船主叫韩明太。这样的大船专跑长水，载满上游出产的桐油生漆木耳，下行到武汉，变卖后换成百货瓷器回程，拉到安康汉中沿路销售。一年只能跑一个来回，趁着汉江春汛涨了满江大水的时节下行，下行时要跟着水头，叫作“抢水”，不然船载过重吃水不够。半个月就能从汉中到武汉；等到七八月份再回程，回程的载货轻，水不能太大，时间要比下水长四五倍。由于汉江多滩，大船回程太艰难，还产生了本流域特有的“一次性”毛板子船。打造此种船型不求精工，使用没有刨光的木板，为防止损害板材，以竹钉代替铁钉固定。船板厚，外形毛糙，但结实稳定，载重量达到三五十吨，造成后只航行一次，满载山货从陕西下水，至汉口销售，货、船同时卖掉，买主把船拆散，木料另作他用，卖主获利之余省却载货上水的麻烦，可谓一身轻松。亲手为大鸦梢拉过纤的韩正龙讲，大鸦梢有20多米长，前舱八尺来深，用于装货；桅杆特别粗，桅杆顶上能搁下10个小碟子。起帆时要用绞杆绞，桅杆上系的帆是卷脚篷样式的，带三角形，和小船用的罗汉肚子帆篷不同。一条大船上要用两个太公、十几个水手、六七个纤夫拉。上水时起了南风就使帆，风小扯满帆，风大半帆，下水时也能起小帆。到了过滩时节，需要的拉纤人手就更多上几倍，有时一天只能拉过一个滩。民国末年，在蜀河镇建造过一艘载重十万斤挂零的大木船，超过当时最大的船2000斤，船主是李丰皋。日后成为航道工的何显明当年只有8岁，是保长的养子，整日在蜀河码头沙滩玩耍，目睹了造船的整个过程。这条船从1946年做到1948年，等到下水底板已经烂了。大船的桅杆有20多米高，上半截是90厘米粗的杉木，下半截是钢筋捆扎的木头。大船用的纤担专门有一个小划子装运。大船分为三层，用楼梯上下，有两副船舵，一副天舵，一副地舵，由两位太公联手操作。吃水要80厘米，满载之后要6米，一年只能跑一次汉口。请了20多位船木匠，光是刷船的桐油就用了800斤，每天100多人运树拉木头，把到处的木头都买完了。船完工下水的时候，浑身挂满了红，放的鞭炮超过了万斤，沙滩上像是铺成100多米长的红毡，何显明和伙伴们来回扒拉捡瘪了的炮子。蜀河八大号为此摆席，连放了三天电影，全镇商号船帮送礼，礼金就得到了1.3万多银元。李丰皋的父亲虽然是大太公，有自家的船，但他本人的财力并非特别丰厚，为了建造这艘大船，他拉了蜀河镇八大号不少的账。大船下水之后给八大号装货不要钱，用来还账，账还完船也烂了，修不起，李丰皋为这条天字第一号大船把家败了。因为大船专走长水，在外动辄一年半载，就会发生一些不寻常之事。在韩家洲流传着韩明太的轶事：他押船下汉口期间，相好了当地的一个要人的老婆，被丈夫当场捉奸，逼着他喝很浓的盐水，不久就死去了，韩家谎称他得了扑地风（俗称，中风），拿上好棺材装殓后拉回韩家洲埋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造地毁了韩明太的墓，挖出来时棺材还是黑幽幽的，半天就腐朽了。两条大船的船主在解放后都被打成地主，家道败落，汉江上也不再有这样的长水大船航行。韩明太的后代也赶上了移民，在凤凰山移民村附近养羊。除了木船，汉江上的航具还有木排和一度出现过的牛羊皮筏子。据船工王荣贵讲述，放排是先从汉江上游各支流把木头放到汉江，形成一排排的木料，捆扎起来向下漂流，人站在排上，拿竹篙子撑，不让木排搁浅。排上搭的有篷，可以起居、生火、做饭，晚上则靠岸停排，在滩上歇宿。放排的好处是吃水浅，冬天一尺来深的水也能走。遇到险滩把木排打烂了，就把木头并到一起重新编排，到了下游的老河口一带，因为汉江流速减慢不再适合放排，就把木头卖了，人另行回来。何显明从旬阳下丹江口到转运站担任看货员，就是乘坐这样的木排下去的。一直到21世纪之初，我还在家乡的黄洋河上看到过类似的放排场景，只是排上没有了船篷。羊皮筏子是外来事物，朱汉春曾经见到过。陕南解放之初汉水上游船只被征调到下游参与渡江战役，1952年陕西省交通厅从甘肃兰州市借调牛皮筏子24个、羊皮筏子8个，由兰州市派出64名水手组成皮筏队，在汉江上跑运输，主要任务是转运从青海和甘肃输送而来的青盐，两年中运输了青盐118万斤。因为汉江上险滩太多，皮筏容易受损，耗费太大，皮筏队最后一次从安康装运货物，顺流而下至汉口，就地解散，人员乘火车返回兰州。20世纪70年代，机动船开始在汉江上普遍出现，但只有公家有能力建造。而且由于国家钢材紧俏，这个时期的机动船很多并非钢铁制造，而是将体型大的木船稍加改造，加装柴油机和螺旋桨。何世福是旬阳县航运社第一位轮机长，他去湖南、上海考察学习后，回来自行在一条载重70吨的大木船上安装了80马力的机器。当时航运社共有50多条木船，只有三条铁船，另有二三十条用帆的小木船。到了20世纪80年代，航运社的船渐次换成了铁船，而此时民间的船只仍然大都是木船。为了得到造船用的钢材，朱汉春干了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事。当时有一条三线铁道兵运输用的水泥船触礁沉没，朱汉春和航运社同事们听说以后前去打捞，朱汉春抱着20多斤重的炸药包潜下水底，将炸药包安放在水泥船上，再浮出水面点燃导火索，将水泥船炸碎后打捞上岸，利用水泥船的铁质骨架建造了一艘铁质机动船，载重45吨。这成了航运社建造铁质机动船的开始。1949年以前，汉江上水的主要产品物资是煤油、糖、淮盐、棉纱、纸烟、铁器和煤等，还包括酱醋，留下一句成语“老河口的醋，安康人爱吃”。《湖北航运史》记载，襄阳以上人民自元代至正三十年（1370）开始改食淮盐，元明时代每年分销襄阳为8200引，约300万斤。清代淮盐自汉口而上者每年达到596万斤，比明代几乎增加一倍，至清末更增加到2000余万斤。因西南货物经汉水转运之便，顺治年间朝廷在襄阳开设炉鼓铸造铜钱，铜料来自云南，铅来自贵州、湖南，1857年经襄阳上解京局的铜有二三十万斤。元明以后棉花成为转运新物种，河南南阳棉花从襄阳转口进入湖湘，南方的棉布成品也经襄阳输往北方，棉花和布匹作为汉水运输的大宗货物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下水的主要物资除了南阳棉花，更主要的是来自汉中“盈千累万”的生猪以及纸张（历史上发明先进造纸术的蔡伦封地和墓葬就在汉中洋县，造纸是当地延绵的传统），城固出产的烟草，大巴山和秦岭的药材。从民国的历史资料看，大宗者尚有黑木耳、生漆、桐油、羊皮等。这些上下走长水的大宗物资，成就了汉口“九省通衢”和襄阳“七省通衢”“南船北马”的枢纽地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了重大转折。1949年建国之后，汉江上的民船变成了公私合营的合作社，船工入股成为航运社的职工，运营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从南北流通变为服从当地集体经济的需要，政府在汉江沿途港口兴建转运站，分段运输，长水贸易渐渐衰落，短水成为主导模式。何显明1957年底替航运队放排至丹江，卸货之后留在陕南航运局驻丹江转运站，在那里待了六个月，负责看管物资，拿34元工资。转运站有100多间牛毛毡屋顶的库房，晚上要十几个人看守货物，物资主要是下游运上来的工业品、生活品，往下游的则是竹子、木头居多。陕西的船下湖北，要湖北转运站签字；湖北的船要上陕西，也需要陕西转运站签字。更多的则是交转运站另外组织船只转运。转运站的办公室也是几个棉布帐篷，船来了有食堂吃饭，需要登记，为了得到好的配货并节省时间，船主需要打点转运站人员。但长水运输的彻底式微，仍然直接起因于20世纪60年代丹江口水坝的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1958年9月1日开工，中间曾经一度下马，1967年11月18日下闸蓄水，1971年2月大坝全体达到162米高程。丹江口水坝开始兴建之后，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截断上下游造成航路不通，汉江航道被隔断为坝上和坝下两个独立的通航段；二是电站下泄水量受到发电峰谷周期的制约，变得极不稳定，无法保持船只吃水深度。丹江口水坝没有修建船闸，上下游隔断之后，翻坝通航的设施是升船机。升船机工程于1968年8月动工，1973年11月建成试运行，1976年正式使用。升船机通航能力规划为两艘150吨级船只，实际按一艘150吨船只建设，设计日过船26～28次，年通航320天，通航能力83万余吨，船只翻坝不收费。但根据《湖北航运史》记载和航道局人员、船工记忆，实际建成后使用不多，甚至在一段时间后沦为摆设。升船机使用很少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除了翻越大坝的垂直升船机，船只在下游进入牵引渠时还要使用斜面升船机，斜面升船机有打滑风险；二是牵引渠道的拖轮被调走，要靠人力拉船，费力又不安全；三是原来设计中木船和尖底机动船是类似船闸的湿运方式，因为斜面升船机设施有缺陷，实际运行中都是干运，船只需要先出水，提升至坝顶再入水，对船体有影响。按照设计，升船机三班制配置人员125人，实际定员40人，运行人员只有一班制20人，船只没法随到随过，要凑齐几条船一起升降翻坝，往往需要等待许久。而且对于民营船只翻坝，乘坐升船机实际上是收费的。汉江航运博物馆收藏的一张运费登记表显示，1968年11月12日，“放三个船过丹江的过坝费”为黄姜片54吨，共收费653.20元，票据落款是航发所。多方面限制之下，升船机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后来竟然长年累月无船翻坝。



丹江口坝下，高大的升船机。改革开放之初，韩勇胜跟随父亲跑船从白河下襄阳贩货，有过几次翻坝的经历。他回忆过坝按吨位收费，一吨十几块，这和上文票据上记载的标准基本一致。他家是30多吨的虬子船，来回一趟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船驶上升降机船台后要放水，船一会儿出水，一会儿入水，木船的结构受不住内外压力变化，带来损坏，导致船体变形。来回几次后觉得划不着，就不再往坝下走了。据韩勇胜回忆，升降机运行初期还出现过摔船事故，大船在翻坝途中坠落，“摔得一包渣”，令船工谈之色变。刘贵棠也曾跟随船队数次翻坝。1986年8月20日，货船从上游下行翻越丹江口大坝，日记中叙述“早上六点起床，洗刷后下街买菜，回来后过坝……坝上风景非常美，我在过坝时拍了照”。刘贵棠回忆，翻坝费时约40分钟，乘员并没有下船。但身为公家船，等待翻坝办手续仍用了两天，虽然没有收费，“找关系”却花掉了几条白鹤烟，过坝之后刘贵棠的师傅还庆幸地说：“这次太顺了，有时过坝要等上一周呢。”说明当时船只翻坝已非常态，获得批准甚为艰难，至于民船更是望坝兴叹。最极端的例子，安康航运队的一个船队在坝下等待翻坝，因为电站忽然放水又关水导致船队被托上高位后搁浅，用了一个月时间才翻坝成功。襄阳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李冲回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十堰市的东风原型卡车每年批量地上船运往下游，由丹江口升船过坝。“卡车重量不大，对翻坝设施要求不高。”但这已是翻坝的袅袅余音了，更多的是由陆路运输到大坝下游的襄阳，再装船输往汉口，每艘载货200吨，组成船队，一直驶往南京、上海。2014年之后我两次登上丹江口大坝，大坝西岸的升船机装置一片沉寂，家住坝下附近的摄影师说他几年间来往大坝为游客拍照，从来没有见过升船机运行，大坝的官方导游人员也说，升船机就是摆设，已经很多年没有船只翻坝了。2006年3月4日下午，丹江口水电站150吨级垂直升船机4号钢梁被拆除，结束了它33年的历史运行使命。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汉江上游安康电站（也称火石岩电站）的大坝上。这座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仅次于刘家峡的大型电站同样配置有升船机，知情人称建成几十年中几乎从未运行过。安康市供电局一位人士讲述，他们曾经有一艘营业船需要安置到大坝上游的瀛湖，陆路难以运输，作为电站上级单位动用了大坝升船机，“这是很久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安康市航务管理局局长许昌伯介绍，火石岩大坝升船机使用的是老式的晶体管，没有修理用的配件，已经报废。民间的船翻不了坝，曾经多次上访，安康本地的航运企业也曾到北京上访，每上访一次只能得到一次性补偿，无济于长远。汉水货运被分割为坝上坝下两个独立的区间，但长水贸易的需求客观存在，为此陕西方面在丹江口市设立的物资转运站一直延续下来，下水的公家货物运到坝上后，由转运站组织车队装卸，转运到坝下再上船运输。实际上，正是与丹江口大坝一期工程建设大体同期，汉江货运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主要原因是国家开展三线工程建设，给汉水中上游带来了庞大的物资需求，沿线重大项目包括二汽入驻十堰建造汽车城、入川动脉襄渝线、汉中重工业体系的建设等。襄渝线在襄阳至安康紫阳段大体沿汉江延伸，汉水运输成了铁路建设最便利的生命线，建筑材料的需求量很惊人，沿途船只和船工都被调动起来投入水运。汉江上出现了江心船只填塞、两岸纤夫连绵的情形，韩正龙、韩勇胜父子和他们的无数伙伴都是拉纤行列中的一员，水泥驳船、大摆江船、机器船等也正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朱汉春回忆，三线建设时船运量太大了，航运社造船厂的生意因此也很红火，造了很多机动船。当时合作企业航运社职工达到了780多人，有90多条船，船队出行时一次最多达到十七八艘，齐刷刷停放在码头上。由于运量大，造船厂在冬季放假，抽调职工参与运输，朱汉春跟着继父在水上跑了很多地方，因此听熟了汉江号子。《湖北航运史》记载，1966年武汉至襄阳的直达轮驳船运量达到7.8万吨，汉江粮食运量达到8.3万吨。虽然经过了“文革”的低潮，仍然在客观需求下恢复起来，1976年汉江航运局管理运量达到210万吨，比“文革”中最低年份的1968年增长近一倍。为了适应坝上坝下成为独立航运区的现实，加大坝上物资运量，1967年7月汉江航运管理局从下游抽调拖轮4艘、驳船14艘、客货轮3艘翻坝进入丹江口库区，开辟了独立的客货航线，并成立郧阳地区航运局。但在1976年之后，随着襄渝线全线通车，一方面三线建设物资需求直线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运量很大一部分被襄渝线本身取代，汉江货运最后的辉煌倏然落幕。而对于坝下至汉口的航路来说，丹江口枢纽开始发电带来的改变也是决定性的。电站运行和水运的规律完全相反。水运需要均衡稳定的水量，而电站从发电效益和设备维护出发，总是在枯水季节集中蓄水一段时间，再在丰水季节集中发电。丹江口枢纽共有六台发电机组，枯水季节经常只安排一台机组发电，下泄的水量大幅减少，最小只有120立方米/秒，比汉水历史最小流量还低，只有多年平均径流量475立方米/秒的约四分之一，不够满足船舶吃水深度。《湖北航运史》记载1973年3月6日至4月7日，丹江口坝下247公里船舶几乎全部停航。此后局面一直大致如此，刘贵棠所在的船队1986年的经历就是例证，在“走了好运”顺利翻坝之后，货船于下午四点半在下游太平店河滩搁浅，一直到了傍晚六点半自行浮起，原因可能是入夜之后丹江口水坝增加了机组发电。汉江上游的火石岩电站坝下，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形。火石岩电站归西北电管局调度，用来调节用电峰值，何时放水发电完全没有规律，不发电时闸门全部关闭。安康航务管理局局长许伯昌透露，电站初建时和交通部门有协议，要求保证下泄80～110个流量，保证最低通航标准，但实际并未做到。完全按照发电需求操作，导致航运“有货时没水，有水时没货”，官司打到省里，仍旧拗不过电力优先的地位。许伯昌1987年参加工作，正好赶上汉江上游航运的尾声，货运日益萎缩，原来的安康地区航运公司船队只好另谋出路，分为安康船队和武汉船队两部分，由四条拖轮和八条驳船组成货运船队顺流而下进入长江，成为长江上唯一一支“陕”字打头的船队，由于吨位低，竞争力小，经营惨淡十几年，终究无奈退场。同时退场的还有和航运公司一体的安康造船厂，这个西北最大的造船厂在我1987年到市里上学时已奄奄一息，在汉江防洪大堤上能够看到破敝的厂房和生锈暴晒的铁船，散落一地的机械间青草缠绕生长，以后厂房和废弃的船只都不知所踪。汉水航运持续了几千年的黄金时代，在变局面前悄然落幕。

村委会称, 扛水泥,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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